阿扎羅夫和納扎爾巴耶夫因為蘇聯(lián)時代的經(jīng)歷和蘇聯(lián)解體后的交往，私人關系很熟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納扎爾巴耶夫的總統(tǒng)官邸，因為沿用了前蘇聯(lián)的辦公建筑，里面的很多設施、裝飾都沒有變化。

普京在上世紀90年代初期當上圣彼得堡市長后很快撤掉了辦公室里的列寧像，而納扎爾巴耶夫官邸會客廳里的馬列掛像一直擺放到2010年之后，那時哈薩克斯坦社會上各種反蘇言論都已經(jīng)寫進教科書了。

后來，阿扎羅夫對哈薩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發(fā)現(xiàn)會客廳里的馬列掛像都被撤了，換上了各種騎馬射箭的人物像，他在等待期間看了半天也沒搞懂這些人物和代表的意義，問工作人員也都不知道。

等納扎爾巴耶夫進來后，他就問：您這里改變裝飾了，能不能介紹一下??？納扎爾巴耶夫低聲嘟囔了幾句，大意是這些都是我們哈薩克斯坦的建國國父們，但是他們到底是誰我也不知道。

正是在這種心態(tài)下，納扎爾巴耶夫放任大量境外NGO組織在本國注冊并且運行，數(shù)量達到了2.2萬個，而長期維持活動的達到1.6萬個，差不多每千人一個NGO的地步。但是由此衍生了幾個問題：

1.多數(shù)思想的傳播，都有簡單化和極端化的趨勢，這樣才能增加受眾。而一旦極端主張不能得到滿足，其中的極端人群就會把不滿情緒不僅指向自己的競爭對手，還會指向所在國家的政治領導人；

2.社會因此被撕裂成不同的條條塊塊；

3.這種基于平衡多方勢力以維持現(xiàn)狀的做法，既高度依賴納扎爾巴耶夫本人的能力和決斷，又在實際上影響了哈薩克斯坦“國家性”的構建，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下這也許是不可避免的做法，但長期來看則存在很大的隱患。

他們奠定了今天哈薩克斯坦國的基礎

游牧民主

在蘇聯(lián)建立之前，哈薩克斯坦長期處于游牧生活，以血緣部族為主要社會組織形式。蘇聯(lián)時代有了很大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的程度，也要打一個很大的問號。即使是蘇聯(lián)時代，對哈薩克地方干部的任免，也要考慮到當?shù)劐e綜復雜的家族血緣關系，保持勢力平衡。

1986年的阿拉木圖城市暴動，很大程度上就是當時的蘇聯(lián)總書記戈爾巴喬夫試圖改變這種平衡式任免所導致的反彈，而納扎爾巴耶夫也是在這一事件當中嶄露頭角，跨上了新的臺階。不過，對他在事件中的角色，至今仍有爭論。

不僅僅如此，1988年哈薩克斯坦西部爆發(fā)了大規(guī)模的民族沖突，驍勇善戰(zhàn)的小玉茲人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不但暴打久居當?shù)氐能嚦己晚^靼人移民，還把大量趕來平亂的蘇聯(lián)軍隊打得頭破血流。而當年沖突發(fā)生的地點，也是今年這次沖突的起源地，所以很多問題用經(jīng)濟角度解釋是可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不能將其絕對化。

蘇聯(lián)解體之后，在表面的民主化、法制化口號之下，哈薩克斯坦的社會在相當程度上向著舊的血緣家族地緣社會回歸。這段時間因為哈薩克斯坦的動蕩，大中小三個玉茲之間的矛盾問題，也被更多的人所知道。

當然，如果和哈薩克人聊起三個玉茲之間的矛盾，會招到很大的反感，乃至會被稱為對哈薩克人“民族歧視”云云。其實這也正常，19世紀70-80年代，現(xiàn)代日本民族正在構建的年代，有外國人乃至本國人提起日本各個藩國之間的矛盾，也會被日本“志士”們視為奇恥大辱乃至拔刀相向，而這并不影響“志士”們關起門來以藩國為集團惡斗至二戰(zhàn)結束，影響一直傳到今天。

雖然和哈薩克人在正式場合一本正經(jīng)地爭論玉茲問題是個“有害健康”的事情，但是如果私下里交流，尤其是在喝點酒之后（雖然這種做法對健康也不怎么好），話匣子就打開了，他自己講的東西可比玉茲之間的矛盾勁爆多了。

如果要用國人更熟悉的感覺來形容，哈薩克玉茲之間的問題，其實并不比中國的“地域黑”現(xiàn)象嚴重多少，大概就是一個日常磨牙的話題。尤其是在哈薩克幾個大城市的日常生活中，各個玉茲的普通人之間交往，并無太大影響。實際上在玉茲這個假話題之下，更加重要的是以血緣地緣為基礎的家族和派系問題。

就像前面說過的那樣，蘇聯(lián)時代任命哈薩克干部，都要考慮血緣部族關系，獨立后這種現(xiàn)象更是愈演愈烈。反過來，被任命的干部就要在相當程度上“回報”自己的家族，從任人唯親到公器私用，都成了公開的普遍現(xiàn)象。

納扎爾巴耶夫也不能隨心所欲地自由進行人事任命，也要考慮各種勢力的平衡問題，比如他常年把地方長官每兩年改任一次，與其說是擔心這些人的能力或是忠誠問題，不如說是讓當?shù)氐胤絼萘喠髯f，避免一家獨大讓其他家族不滿，經(jīng)常輪換就有足夠的位置（利益）來“雨露均沾”。

這些人上任后，也會更加努力地把職務帶來的資源拿來“回報”甚至是“武裝”自己的家族。他們往往等著分潤國家出口石油、天然氣以及其他礦產(chǎn)帶來的收益，而為了獲得這些收益，又要獲得相關的職務。

這種情況下哈薩克斯坦面臨的“真問題”，并不是用20世紀時髦的新政治概念所能囊括的，而是要用更加古老的概念來描述。

所以各種指責納扎爾巴耶夫擴大自己家族勢力的指責也有點脫離實際，在這種情況下，他不加強自己家族的勢力，又拿什么去壓服各個地方家族？就像其他幾個中亞國家和烏克蘭，沒有一個強勢領袖只能是隔幾年一次大動亂，日常小動亂，情況比哈薩克斯坦差到不知哪里去。

當然，哈薩克斯坦的情況也要辯證地去看待，其內部矛盾也是逐漸在積累的。這種以家族血緣地緣為核心的政治模式，配上上一章所說的外來意識形態(tài)滲透入侵，導致問題更加復雜化。

因為“不知道自己是誰”，所以要引入“外面和尚念的真經(jīng)”，而這種引入外來勢力在國家層面之外，對各個家族也很有吸引力，導致本土家族和外來思潮（NGO）相互合作、內外呼應。

比如說有的家族愿意和美國合作，有的愿意和英國合作，有的則愿意和土耳其合作，那么在涉及哈國內政的時候，納扎爾巴耶夫就不得不考慮這些外國勢力的態(tài)度，又或者是反過來，處理外交事務的時候，也受國內政治勢力消長的影響。

哈薩克斯坦的等距多元外交，其實主要目的是吸引投資，可惜的是除了中國之外，其他國家對輸入意識形態(tài)更加感興趣，乃至作為投資的必要條件。

正是在這種前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交錯混合的狀態(tài)下，哈薩克斯坦（也包括另外幾個中亞國家）給自己搞了一個“游牧民主”的概念出來。大意是我們是自由的牧民后代，我們熱愛自由，公共事務由平等的大會討論決策，這是最民主的政治體制。而在實踐中，這種并不符合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特征的想法，只能體現(xiàn)為地方上對統(tǒng)一政權與法律的抗拒。

但也要看到，很多國家都是這樣一種前現(xiàn)代、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的混合品，尤其是中心工業(yè)國的大量工業(yè)品和工業(yè)社會才能提供的服務外溢，導致很多國家的某些部分已經(jīng)進入了工業(yè)社會，但是其他部分還沒有。哈薩克斯坦在這些國家中并不差，很長時間里甚至被稱為獨聯(lián)體國家里的“穩(wěn)定之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