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伊斯托利亞】

三星堆遺址一直備受海內外學界和媒體界的矚目，最近新出的發(fā)現更是收獲了“一醒驚天下”的轟動效應。

哈佛大學人類學系考古學教授羅旺?弗拉德（Rowan K. Flad）5月11日在《華盛頓郵報》發(fā)表文章，提出了這樣一些觀點——

4月10日，埃及宣布在南部城市盧克索發(fā)現了距今3000多年的古埃及重要都城遺址，被稱為“失落的黃金城市”。這甚至被視為自上世紀20年代發(fā)掘圖坦卡蒙陵墓以來的“第二大重要考古發(fā)現”。

埃及的這一發(fā)現被美國廣播公司（ABC）、全國公共廣播（NPR）、《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等美主流媒體廣泛報道，被稱為“埃及學的重要時刻”。巨大的報道篇幅，和那兩周前中國四川省三星堆的考古發(fā)現鮮有關注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三星堆的發(fā)現應該被重視，因為這是了解東亞文化的重要窗口。

實際上，海外學界的三星堆研究并不缺乏“傳統(tǒng)”，也不乏積淀。著名考古學家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還曾主編過一本題為《奇異的凸目》的著作，收錄西方學者對于三星堆的種種觀點。

中國的考古遺址非常之多，若論遺址的規(guī)模，比三星堆宏偉的還有不少；若論文明產生的時間，比三星堆文明還要早的遺址也有很多，為何三星堆在國際上的影響力這么大？

羅旺·弗拉德的文章

“意外”所得的玉器

首先，這其實與三星堆遺址早期發(fā)掘的歷史有很大的關系。

1929年春天，在成都平原腹地的四川廣漢縣城西的月亮灣村，世居此地的農民燕道成在農田意外發(fā)現了400多件玉石器。后來，他將這些“意外”所得的玉器分批賣到距離廣漢不遠的四川省會成都的古玩市場。此后，月亮灣的玉器也在成都的古董商中傳開了。

1931年，前往廣漢傳教的英國圣公會傳教士董宜篤（V.H.Donnithorne）也注意到這批玉石。董宜篤不僅是傳教士，他還是當時成都華西邊疆研究學會的成員，對四川歷史文化的研究頗有造詣。成立于20世紀20年代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是當時專門研究中國西部地區(qū)歷史文化的國際性學術機構，其參與人員以當時位于成都的教會學校華西協(xié)和大學的師生為主。除此之外，也有很多當時在四川的歐美傳教士加入其中。

董宜篤很快就意識到這批玉石與普通的古玩文物有很大的不同，可能具有重要的歷史價值。于是聯系廣漢縣政府前去月亮灣考察，同時他還約請時任華西邊疆研究學會會長的戴謙和（D. S. Dye）博士一同前往。

這年夏天，以董宜篤、戴謙和為首的華西邊疆研究學會師生組成的考察隊先后兩次前往廣漢月亮灣，對出土玉石器的地點進行了實地考察，而三星堆玉石器的發(fā)現者燕道成也將部分收藏的文物贈送給考察隊，交由其帶回華西協(xié)和大學博物館予以保存，幫助該校的考古學家進一步研究。

《奇異的凸目》書影

“國際化”的研究團隊

從廣漢返回成都后不久，戴謙和就在華西邊疆研究學會主辦的雜志《華西邊疆研究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上發(fā)表了英文論文《四川古代的石器》（Some Ancient Circles, Squares, Angles and Curves in Earth and in Stone in Szechwan, China）。在這篇文章中戴謙和認為這批石器大約產生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應該是在秦滅巴蜀進入成都平原之前，屬于古蜀文明的文化遺存。

不久，新任華西協(xié)和大學博物館館長葛維漢（D. C. Graham）博士也注意到館藏的這批文物的價值，他向董宜篤詳細詢問了此前考察的詳細情況。后又在董宜篤的聯系下，受廣漢縣政府之邀，與華西協(xié)和大學博物館助理館員林名均一起于1934年春天到達廣漢，對三星堆遺址進行了首次科學考古發(fā)掘。

由于當時由外國人主持的考古發(fā)掘在中國尚無先例，為了避免引起不必要的矛盾，遂改由廣漢縣長出面主持發(fā)掘事務，當然實際的具體操作還是由華西協(xié)和大學博物館的考古隊負責，即主要是以葛維漢和林名均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