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族vs西方“民族”

現(xiàn)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起源于歐洲（及被歐洲勢力所統(tǒng)治的南美），大致經(jīng)歷了如下幾個階段：

萌發(fā)期（16-18世紀），以對于民族語言和民俗傳統(tǒng)的廣泛興趣和研究為重點，產(chǎn)生了將民俗傳統(tǒng)轉化為“民族傳統(tǒng)”的諸多實踐，但尚未形成帶有明確政治訴求的運動；

早期（18世紀后期-19世紀中期），民族概念超越文化范疇而進入政治生活，生成了大量后來頗具影響力的民族主義觀點與理論。法國大革命中所提出的民族、國家、人民的同一關系，更成為了此后民族主義敘事中最核心的命題。但整體而言，這一時期受民族概念影響的群體，是歐洲各國的政治-商業(yè)精英與知識分子；

中期（19世紀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民族概念下沉至底層民眾，民族主義成為歐洲各國所普遍接受、帶有極強大的社會資源整合動員（但同時也構成撕裂瓦解）效力的時代潮流，并超越歐洲的范圍，直接影響了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東方”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正是在歐洲各國統(tǒng)治階級高舉“民族主義”旗幟、國民高度認同參與的情勢下發(fā)生的。伴隨著一戰(zhàn)后世界體系的重大變化，以“民族自決”為標志的民族原則被置于王朝帝國原則之上，從而引發(fā)了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等帶有“制度多元主義”特征的“老大帝國”之崩解，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一批新型的亞歐民族國家；

全盛期（一戰(zhàn)后-20世紀60年代），民族主義與廣義的社會主義相結合，民族解放與社會主義革命、反帝國主義運動相促進，基本終結了16世紀以來所形成的舊殖民體系，一大批亞非拉國家獲得獨立；

“去政治”期（20世紀70年代后），所謂的“去政治”，意味著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運動的關聯(lián)逐漸弱化消散，進而失去民族主義曾有的促進國家統(tǒng)一與解放的功能與追求，轉而成為否定-消解整體性國家認同的力量，就實踐看，這一階段的民族主義不再具有進步主義的色彩，而漸漸成為了分離主義乃至部落主義（tribalism）的別名。

造成民族主義的這種“去政治化”傾向的原因頗為復雜，但很重要的一點，在于主要基于歐洲經(jīng)驗所產(chǎn)生的馬志尼（Giuseppe Mazzini）式民族觀：“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只有一個國家”（這事實上是后人所總結，但被歸于馬志尼名下）。這種以同質化的血緣、語言、文化為基礎，統(tǒng)和地緣、族群、宗教等諸多要素的民族-國家同一論，生發(fā)出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被普遍接受但事實上包含深刻矛盾與巨大張力的“民族自決”原則。

但作為“民族自決”和“民族國家”基礎的國家-民族同一論（同質論），是一種高度理想化的理論建構與想象，它既可以被用來塑造帶有統(tǒng)一整全意味、合億萬人為一人的國民性（法國大革命期間流行的“單一而不可分裂”理念對于法國的民族構建和國家整合發(fā)揮了極重要的作用），但同樣可能被用于削弱和瓦解多民族國家的整體認同，進而瓦解國家本身。

如果將“民族”的原則視作是最高的政治價值或身份認同的來源，則基于“主體民族”和“非主體民族”劃分的民族國家便始終無法擺脫國家認同的危機。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的結合，之所以特具有積極意義，恰恰在于社會主義本身所包含的平等、覺悟、解放、團結之精神，能夠超越民族觀念的偏狹特征，而賦予人民以更高的政治與文明認同。

蘇聯(lián)的解體，則再次說明，一旦缺少這種更高的的認同與象征這種認同的政治組織，在多民族國家會引發(fā)怎樣的劇烈震蕩。而曾經(jīng)作為民族國家與民族主義之典范的西歐，伴隨著舊世界體系的加速失效乃至失序，也逐漸失去光環(huán)，也不得不面對以強調同質化為特征的民族國家與越來越難以同質化的現(xiàn)實之間的巨大矛盾。

正是有此對比，才能看出“中華民族共同體”對于現(xiàn)代中國的意義所在。中華民族這一概念，由梁啟超于1901年在《中國史敘論》中首先提出，并于1903年的《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中較系統(tǒng)論述為：“吾中國言民族者，當于小民族主義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義。小民族主義者何？漢族對于國內他族是也。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于國外之諸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

中國近代史上著名政治活動家、啟蒙思想家、戊戌變法領袖之一梁啟超

此后，這一概念深入人心，漸為各方所接受與使用。辛亥革命爆發(fā)后，孫中山及革命黨人迅速調整了原先帶有漢族中心色彩的民族主義主張，于1912年元旦在《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宣言書》（及《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提出“五族共和”說：“國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此為民族之統(tǒng)一”。清帝遜位詔書沿承了這一表述：“總期人民安堵，海內刈安，仍合滿、漢、蒙、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

這種超越具體一族而合和中國境內之各族為一體的共識，在某種程度上促成了清王朝向民國、傳統(tǒng)中國向現(xiàn)代中國的主權轉移與承接。但當時深受帝國主義欺凌、深處半殖民地半封建泥潭的中國，令這一構想無法獲得真正的現(xiàn)實性。

真正將這種構想轉化為現(xiàn)實的，是中國共產(chǎn)黨所領導的偉大的人民革命。而中國共產(chǎn)黨的最終理想，是解放全人類從而建立無階級的共產(chǎn)主義社會，這與中國人希望擺脫近代以來列強加于自身的屈辱壓迫，進而與全人類以“遠近大小若一”的方式共進于太平的天下關懷具有內在的契合。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的瓦窯堡會議決議中指出：“共產(chǎn)黨不但是工人階級的利益的代表者，而且也是中國最大多數(shù)人民的利益的代表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中國共產(chǎn)黨是中國無產(chǎn)階級的先鋒隊……同時中國共產(chǎn)黨又是全民族的先鋒隊”。第一次明確提出了中國共產(chǎn)黨“兩個先鋒隊”的自我定位。12月27日，毛澤東同志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的報告中進一步闡釋：中國共產(chǎn)黨“不但代表了工農(nóng)的利益，同時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工人、農(nóng)民占了全民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總括工農(nóng)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構成了中華民族的利益”。

在中國革命獲得決定性的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成立前夕，毛澤東同志在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莊嚴宣告：“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tài)工作著，創(chuàng)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jīng)站起來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體民族，不是歐洲意義上人口占據(jù)絕對多數(shù)之特定族群，而是融通政治認同與文明認同、合五十六個具體民族為一體的中華民族。維系中華民族之自我認同的，一方面是五十六個民族互相依存、交流、學習、融合的長達數(shù)千年的悠久歷史及其記憶與經(jīng)驗，另一方面則是五十六個民族在通過中國革命擺脫內外壓迫獲得獨立自主地位的過程中建立起來的深刻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