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亞諸國在國族建構中對于伊斯蘭因素的重視，還有一個現(xiàn)實原因即是其與沙特、伊朗、土耳其等穆斯林國家對外交往的需求所致，而上述國家也看到了中亞諸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機遇，在全方位進軍中亞市場、同中亞諸國開展廣泛的經貿、科學技術合作的同時，也不忘兜售其宗教色彩濃郁的政治體制模式。

“同中亞國家在地緣、宗教有著諸多聯(lián)系的土耳其、伊朗等伊斯蘭國家，憑借其地區(qū)強國的特殊地位，對填補中亞的政治經濟真空表現(xiàn)出強烈的愿望。土耳其主要通過發(fā)展經貿關系來擴大政治影響，伊朗則通過宗教傳播與經濟合作并重對中亞進行思想滲透”。15因此，為了從周邊富有的伊斯蘭國家那里得到其經濟發(fā)展所急需的資金和技術，中亞諸國也同樣在國族建構、國家形象營造等方面不得不突出“伊斯蘭因素”。

由上所述可知，盡管中亞諸國在獨立后的政體選擇中并未采取沙特、伊朗等國兜售的政教合一模式，在中亞諸國建國后不久通過的憲法中，也紛紛強調其國家政體的世俗屬性，如1993年通過的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憲法第1條第一款即強調“哈薩克斯坦共和國（哈薩克斯坦）是民主的、世俗的和單一制的國家”，16同年通過的吉爾吉斯坦憲法則在第一條中強調“吉爾吉斯共和國（吉爾吉斯斯坦）是根據法制、世俗國家原則建立起來的享有主權的單一制民主共和國”17。

從憲法文本書寫的角度來看，這也符合獨立后的中亞諸國標榜接受西方國家的法治、民主、世俗的憲法模式；但在現(xiàn)實政治操作尤其是國族建構中，出于神化本國（族）歷史文化、迎合民意、拓展外交等現(xiàn)實層面的需求，最初對于伊斯蘭復興實際上采取了一種有意無意的推波助瀾的態(tài)度，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前述卡西莫夫和尼亞佐夫兩位新任總統(tǒng)都具有赴沙特朝覲過的哈吉這一伊斯蘭標識的刻意強調，同樣的例證還可見中亞諸國政治人物對具有一定伊斯蘭色彩的世俗政體所謂“土耳其模式”的贊賞有加。

土庫曼斯坦前總統(tǒng)尼亞佐夫（資料圖）

中亞諸國在獨立后的國族建構開始階段秉著一種實用性、功利性的目的對伊斯蘭復興思潮采取一種推波助瀾、有意識的加以利用的態(tài)度；實際上并不符合其標榜的世俗化的憲法原則，18也許在中亞諸國的政治人物看來，他們可以充分享受伊斯蘭標識給其政治整合、民意迎合等方面帶來的好處，并且作為政治強人，他們也有將其控制在不影響其統(tǒng)治的可控范圍之內的充分自信。

但其后的事實證明，這屬于對于中亞地區(qū)伊斯蘭復興思潮發(fā)展態(tài)勢的典型誤判。隨著伊斯蘭教的全面回潮，宗教極端勢力的泛濫也開始凸顯，并且與國家分裂勢力和國際恐怖勢力相結合，進而嚴重影響到國家安全與社會穩(wěn)定。19

于是，昔日富饒美麗的費爾干納盆地，一時成為中亞極端恐怖組織的孕育溫床，這恐怕是中亞諸國的政治人物們在國族構建進程中對于伊斯蘭復興因素有意無意的推波助瀾時所始料未及的，而其試圖利用伊斯蘭復興思潮實現(xiàn)國族建構的政治目的也自然無從談起。

費爾干納盆地地形圖（圖/STRAFOR）

也正因為如此，有論者將中亞諸國的世俗政權在獨立后試圖通過給自己帶上伊斯蘭信仰者這一美麗光環(huán)、利用宗教人士的支持來獲取民眾的認可與贊同，進而鞏固和強化自己統(tǒng)治地位、同時實現(xiàn)國家民族精神整合的做法稱之為對伊斯蘭復興形勢的嚴重誤判。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