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亞國家的國族建構和憲制選擇而言，執(zhí)政者最開始也意識到了政教分離原則之于現(xiàn)代國家體制塑造的重要意義，并且將其明確載于各國的憲法文本之中；但面對迎合部分宗教信眾的民意、拓展與西亞周邊國家的經貿往來等現(xiàn)實需求，加之自身認為宗教氛圍處于可以利用也可以控制的自信滿滿；從而并未在其獨立后最初的國族建構中嚴格遵循政教分離原則，而是本著一種實用和功利的態(tài)度去為伊斯蘭復興思潮有意無意地推波助瀾。

客觀講，宗教與政治的關系是一個非常復雜的話題，一些國家如英國、美國在早期國家建構中也很難說完全擺脫宗教因素的影響，如英國國家建構的開端即系英王亨利八世擺脫教皇束縛、自建圣公會，確立英國國教，其后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導火索中也不乏信教與天主教的爭執(zhí)；而英格蘭人民族自豪感的一個顯著體現(xiàn)即是其所謂“上帝的長子”的表述；而美國早期殖民者所謂“天定命運”的民族自豪感，也與此有異曲同工之妙。

但無論是英國還是美國，在其現(xiàn)代國家建設和國族建構過程之中，教權始終無法凌駕于世俗權力之上，并且逐步確立和落實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如英國確立所謂國教的過程實際上同時也是擺脫教皇教權束縛的過程，美國更是明確規(guī)定不得設立國教，另外盡管歐洲的中世紀被稱之為所謂黑暗時代，但終究未曾建立起一個管轄全歐洲的教皇帝國，其充其量是一定程度上干預各國的王權，并與王權、貴族權力展開三方博弈。

隨著啟蒙時代的來臨和歐洲諸國現(xiàn)代國家建構進程的展開，尤其是法國大革命對于教會特權之所謂“舊制度”的徹底摒棄，政教分離作為一種憲法原則也在歐美諸國得到徹底確立。

法國大革命資料圖

中亞諸國執(zhí)政者所面對的伊斯蘭復興思潮則復雜的多。

伊斯蘭教在歷史上曾建立橫跨歐亞的政教合一國家，當代的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也由此試圖重現(xiàn)超越現(xiàn)有民族國家國際體系、廢除各國現(xiàn)有法律體現(xiàn)轉而實行伊斯蘭教法“伊斯蘭國家”理論。如劉中民所指出：

伊斯蘭教將宗教共同體(烏瑪，Ummah)作為政治共同體的理想原型，近現(xiàn)代以來突出體現(xiàn)為泛伊斯蘭主義、和伊斯蘭主義重建“烏瑪”的思想訴求和政治實踐，這無疑與現(xiàn)有民族國家體系是矛盾的，也自然會影響到伊斯蘭教各國的民族國家建構；

人民主權作為現(xiàn)代政治秩序建構的基本邏輯起點和現(xiàn)代憲法的首要原則，在諸多國家憲法包括中亞國家的憲法序言、正文中均得以強調，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則注重的是一種“真主主權”觀念，進而反對世俗化、西方化，并力圖“對內重建伊斯蘭社會、對外重建伊斯蘭秩序”；

再次，“崇尚和平、平等、中正構成了伊斯蘭教的核心價值觀，但基于伊斯蘭文化將世界劃分為‘伊斯蘭區(qū)域’和‘非伊斯蘭區(qū)域’的傳統(tǒng)，‘圣戰(zhàn)’構成了伊斯蘭的宗教義務之一”，并在當代國家關系中被宗教極端主義和國際恐怖主義所濫用。27

因此，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所主張的這種復蘇伊斯蘭教法、建立政教合一的世界帝國的政治想象，本身即和民族國家體系下的世界諸國的國族建構構成了內在的緊張關系，新獨立的中亞諸國試圖依靠伊斯蘭復興思潮實現(xiàn)其國族整合的夢想功敗垂成，其原因或許由此窺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