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察者網：還有一個問題和西方當代民主政治轉型有關。在某些西方媒體的政治語境下，中國的“一國兩制”應該會讓香港給大陸提供一個“民主樣板”。但這個“民主樣板”到今天來看并不像西方人想的那么美妙，而且出現了一些亂象，您怎么看？

丁一凡：任何政治制度都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產生的，都不可能那么絕對理性，都帶有那個時代不同社會群體之間斗爭、妥協的結果。

香港的政治體制是由中國與英國交接主權時定下的，肯定會既有英國人的政治意圖，也有中國政府的底線。香港原來是英國管轄的租界地區(qū)，用英國人管海外殖民地的方法來統治。英國人統治時，香港普通居民沒有什么民主權利。英國人要離開時，決定給香港人制定一套民主改革方案，美其名曰，讓香港人掌握自己的命運。

英國過去統治著一個龐大的“日不落帝國”，當反殖民化運動迫使英國人離開時，他們總喜歡給當地創(chuàng)造一個“民主”的體制，讓當地人選出的代表自己管理自己。實際上，英國人很清楚，這些前殖民地都是人為地被英國人合在一起的，各地區(qū)的民眾有自己不同的習俗，把這些地區(qū)的代表放在一起，一定會吵得翻天覆地。

而英國人雖然不在當地統治了，卻仍然可以利用這些矛盾，施加自己的影響，保護自己在當地的利益。這就是“分而治之”的奧妙之處。當今世界的許多國家內部與國家之間的矛盾，都是英國離開后埋下的炸彈造成的，比如印巴矛盾。

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后，中央政府當然也有底線，那就是香港不能成為反華分子攻擊中國的大本營，不能成為海外勢力顛覆中國政權的離岸基地。在這個底線內，可以允許香港人自主決定香港的管理模式。

但是，最近一些年來，香港一些反華勢力卻利用當地經濟不景氣、就業(yè)情況不好和青年失業(yè)率高等社會問題，來破壞香港主權過渡時的共識，要突破中央政府為香港設立的底線。

香港的經濟與社會問題，是因為香港與世界經濟聯系太緊、而與中國內地經濟聯系不夠造成的。過去，香港是個制造業(yè)中心，但當制造業(yè)轉移到深圳等地時，香港經歷了產業(yè)空心化過程。香港憑借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還能保持一定的經濟繁榮，中央政府也故意把人民幣國際化等業(yè)務放在香港，給香港創(chuàng)造一定的經濟發(fā)展機會。中央政府也鼓勵內地人去香港旅游，以帶動當地更多的就業(yè)機會。但這一切還不足以帶動香港的經濟回升。

在這一背景下，某些政治野心家開始鼓動青年學生鬧事，借口是英國人管理下的香港比回歸中國后的香港更繁榮，因此是中國的問題。他們應該把反省的背景放到整個的“大歷史”中去看，也就是大陸和香港經濟、政治地位的變化有深刻的歷史原因，把所謂的“民主”問題做一種片面化的渲染是別有用心的。

觀察者網：您提到在20世紀50-60年代，中、蘇等東方集團國家一方往往支持民主，西方則以自由的口號標榜自己的第三世界政策。那么，您認為今天的中國應該如何宣傳自己的政治制度？是否也應該向其他國家推銷？

丁一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西歐國家很快就想恢復它們對亞、非國家的傳統殖民主義統治，遭到了這些國家人民運動的抵抗。20世紀50年代以后，廣大的亞、非國家掀起了如火如荼的民族解決運動和國家獨立運動，也稱為亞非主義。蘇聯在東歐國家的擴張引起了一些新獨立的國家的擔心，它們擔心蘇聯的干預會變成新的殖民主義形式。在這種背景下，亞非主義有一種要獨立于東西方兩大集團之外的訴求。

中國積極支持這些亞非國家的民族解決斗爭，特別是給予了亞非運動很大的關注。在1955年印尼的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上，美國與西歐國家支持一些國家的代表在會上提出反對共產主義，會議大有分裂亞非主義的味道。為了挽救瀕臨分裂的亞非國家民族解決運動，中國總理周恩來把他在1954年訪問印度和緬甸時提出的和平共處5項原則再次提了出來，希望能拯救亞非運動。最后，在和平共處5項原則的基礎上，又加上了另外5項原則，萬隆會議最終通過了處理亞非國家之間和平共處關系的10項原則。應該說，中國為亞非主義的發(fā)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后來，美國代替了西歐的前宗主國，在一些亞非國家滲透，培植自己的勢力范圍，支持一些軍人搞政變，推翻民選政府。中國堅決反對這種“反民主”的行為，組織聲勢浩大的群眾示威游行，反對外國勢力干預這些亞非國家的內政，在國際舞臺上樹立了維護公平正義的形象。 20世紀70年代初，在阿爾及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等23國的提議下，聯合國大會審議新中國重返聯合國的議案。盡管美國等國堅決反對，竭力阻撓，聯合國大會還是以76票贊成、35票、17票棄權的壓倒性多數通過了該提案，中國得以重返聯合國。這體現出國際舞臺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形勢。毛澤東主席高興地說：“非洲兄弟把我們抬進了聯合國”。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fā)，全球經濟陷入低迷，中國提出了促進全球經濟回升的“一帶一路”倡議，人們開始重新注意到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重要作用。習近平總書記重新提出了國際舞臺上義與利的關系，中國外交才重新要抓回道德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