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人們常說，毛澤東時代的人很傻，很愚昧，但我認為：真正的問題并不在今天的人很滑、很自以為聰明。因為真正的問題在于：究竟是把債務和犧牲留給自己，把收益和紅利留給人類和民族的未來，還是把享受留給自己和當下，而把債務和欠賬留給人類和民族的未來?！?，重讀毛澤東，我們應該告訴世界：“中國不僅是‘大熊貓’，也不僅是‘舌尖上的中國’，因為中國人，是有一點精神的?！北疚臑楸本┐髮W中文系教授韓毓海力作《偉大也要有人懂：一起讀毛澤東》意大利版序，授權(quán)觀察者網(wǎng)刊發(fā)。】

一．

毛澤東說過許多名言，其中很著名的一句是：“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這話是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的。

在歐洲，“民族精神”這種說法，是由黑格爾發(fā)明的，而黑格爾發(fā)明這個詞，起初似乎就是為了貶低中國。

他在《世界歷史演講錄》里說，在中國，皇帝之下，眾生平等，皇帝的家法就是國法，在這種法律面前，老百姓是完全被動的，所以，中國沒有精神。而印度倒是有一點精神，但印度宗教的實質(zhì)就是自戕、殺我和無我，印度的那點精神萌芽，全都被印度教和佛教扼殺了。

波斯文明中存在著光明與黑暗的對立，在那里，精神與世界是對立沖突的，到了希臘文明時期，精神與世界才走向完全的和諧一致。最終，在普魯士那里，精神充滿了世界，世界上只有精神。

《世界歷史演講錄》與其說是歷史著作，還不如說是宣言書。在這部書中，黑格爾把普魯士的“文化自信”，渲染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什么是“精神”？

黑格爾所說的“精神”，當然不是魯迅筆下的阿Q“精神勝利法”。他所說的精神，既包括理性，也包括意志與熱情，而意志就是反潮流，熱情尤指斗爭精神。

為什么說“人要有一點精神”呢？

所謂精神，在黑格爾那里，說白了就是社會意識。人生活在自然與世界之中，人能夠意識到世界、自身和他人，能夠自我反思，而且，還能夠通過實踐改造自我與世界，而動物就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動物沒有精神。

黑格爾的另一部著作《精神現(xiàn)象學》，是拿破侖大軍打進普魯士時寫的，完稿于黑格爾逃難的路上，但這部書的主題，卻是謳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侖運動，拿破侖是“騎在馬背上的世界精神”，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大革命開啟了世界現(xiàn)代史——這些觀點就是黑格爾提出來的。

列寧說，黑格爾的哲學是“革命的代數(shù)學”。黑格爾開啟的現(xiàn)代性，叫革命現(xiàn)代性，他所謂的“精神”，如果干脆說白了——那無非就是指“革命精神”。

馬克思批判黑格爾，但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里，卻公開宣告自己是黑格爾的學生。

斯諾二訪延安，問毛澤東是否讀過黑格爾的書，毛回答說當然讀過，不過他又說，我自己的書，是中國革命戰(zhàn)爭經(jīng)驗的總結(jié)。

1939年斯諾二訪延安

這話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在否定黑格爾嗎？

恐怕不是。多年之后，路易·阿爾都塞在《保衛(wèi)馬克思》中指出：毛澤東的《實踐論》、《矛盾論》是對黑格爾思想的發(fā)展，盡管對精神運動的描述，毛的書比黑格爾的著作還要復雜一些。

黑格爾的書難懂，文德爾班去黑格爾、歌德的時代不遠，但他說，能讀懂《精神現(xiàn)象學》的人已經(jīng)都過世了。

毛澤東曾經(jīng)告誡共產(chǎn)黨的高級干部們說：馬克思的書，必須與康德、黑格爾的著作一起讀，否則，你們根本就讀不懂馬克思。

實際上，毛澤東的書也很不好懂。毛曾經(jīng)對自己的女兒李敏說：我的書，你們四十歲之后才能讀得懂。于是，李敏便天真地回答說：好啊，那我干脆四十歲之后再讀吧！

李敏的回答，不知為何讓我想起了錢玄同的名言。錢玄同曾說，人過四十該槍斃。

他的意思是：四十歲之后，意志退化，根本就沒什么“精神”可言，更何況“革命精神”。

魯迅說，章太炎先生是革命家，但他何以把自己的書搞得如此難懂呢？

魯迅還說過，“偉大也要有人懂”。

二．

德國人所說的精神，當然不等于理性，甚至不等于知識。

康德說，純粹理性是經(jīng)驗的總結(jié)，它遵循的是數(shù)理邏輯，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理工科思維。而實踐理性針對的是人類社會，觀察人類社會需要辯證法，由此產(chǎn)生的學問便是社會科學。至于判斷力，則需要主觀的訓練與修養(yǎng)，對于非音樂的耳朵，再美的音樂也無濟于事。

康德的“三大批判”，劃分出人文、社會、自然三大不同學科。

康德、黑格爾、馬克思、毛澤東，對于今天的世界有什么意義？

康德當然不知道什么是阿爾法狗，但他的三大批判背后，卻有一個驚天的預言：離開了實踐理性和判斷力，純粹理性片面發(fā)展的結(jié)果，就是那些掌握了機器的人統(tǒng)治世界，而最終便是機器統(tǒng)治人類。

馬克思說：機器排斥人類勞動，人發(fā)明了機器反而被機器所控制，這叫異化。而人要掌握機器生產(chǎn)資料，要不被后者所控制，那就只有通過革命——馬克思的這一思想，其實是對康德問題的破解。

馬克思所說的革命，當然不僅是指階級斗爭，毛澤東說：階級斗爭、生產(chǎn)斗爭、科學實驗，這都是革命，這都需要革命精神。

告別疾風暴雨的階級斗爭，不等于告別革命。中國的知識分子，自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暢言“告別革命”，他們的真實用意是“學術淡入，思想淡出”，他們要告別、排斥的也不是“思想”，而是“精神”——是馬克思和毛澤東所說的“革命首創(chuàng)精神”。

事實證明：那種沒有精神和思想的學術，等于扯淡。今天的某些所謂學者，不過就是打字機和復印機。

黑格爾比較看不起英國的學問，哲學上的經(jīng)驗主義，經(jīng)濟學的功利主義，政治學的自由主義——他統(tǒng)統(tǒng)看不起，甚至，他連牛頓也看不起，他說，蘋果掉下來不是吉兆，上帝的蘋果掉到亞當、夏娃頭上，“阿瑞斯的金蘋果”掉在希臘人頭上，包括蘋果掉到牛頓頭上——凡是蘋果掉下來，那都是禍事。

康德、黑格爾以為，如果只有理性而沒有精神，人類思想就會“偏科”，自然科學就會離開了人文社會科學片面發(fā)展，理工科思維就會統(tǒng)治世界。

而現(xiàn)在的大學，不就是這樣嗎？

如今，文科教授都被理工科的同行管得服服帖帖的，我們的世界，早就被阿爾法狗打敗了。

毛澤東青年時代也偏科，但他偏的是人文社會科學。數(shù)學考零蛋，他干脆曠課，他的親戚王季范說：你這樣下去根本不能畢業(yè)，毛依然我行我素，絲毫不為所動，因為楊昌濟先生說，毛澤東這樣的人才不能用學校的規(guī)范去約束，他才順利畢業(yè)。

1917年，楊先生在湖南一師講倫理學，用的教材是蔡元培譯泡爾生著《倫理學原理》，毛澤東在此講義上大做批注，成《讀倫理學原理筆記》一篇，其中講的道理就是：精神由理性、情感和意志構(gòu)成，精神大于理性，沒有意志、沒有熱情、沒有健全之體魄，就不能正確的認識世界、改造世界。

“欲栽大木柱長天”，楊昌濟就是通過這篇批注宏文，看中了時年24歲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