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放在今天，那些“理性人”也許就會屁顛屁顛地舉手同意老大哥的建議，他們對赫魯曉夫感激涕零還來不及呢。

毛澤東確實太不理性，他竟然回了這樣一句：好嗎！干脆中國都給你，我重回井岡山打游擊去吧。

在今天的賢達們看來，白給的錢不要，你是給臉不要臉，還敢打投資方的臉，資本大勢，浩浩蕩蕩，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毛澤東豈止是太不理性了？

今天的人們難以想象：當外資和對外援助在一夜之間撤走，導致一切在建工程全面停工，這對一個發(fā)展中國家意味著什么——她的命運必然是：銀行破產、政府垮臺、社會動亂。

而這，恰恰是中國在1958年所面對的局面。

但是，我們沒有停工，我們沒有垮臺，在共和國的腳手架上，我們的人民揮汗如雨。我們回答說，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chuàng)造條件也要上！

當時的毛澤東在一篇文章中這樣寫到：河北省一個只有三條驢腿的互助組，農民們從山上背回了生產資料，支援了四面楚歌的新中國，讓每個人感動得落淚，“窮棒子互助組”——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而中國的、人民的現(xiàn)代化，則由此開辟。

“三條驢腿”的故事：23戶老貧農雖只擁有一頭驢的三條驢腿所有權（另一條腿歸中農所有） 圖/人民網

什么叫“為有犧牲多壯志，敢叫日月?lián)Q新天”，什么叫“人民萬歲”，什么叫“農民萬歲”，什么叫“人是要有點精神的”？

用尼采的話來說，在精神面前，你們張口閉口的理性，不過就是一種市儈哲學而已。

五．

我以為，世界上最好的關于中國的文章，并不見得就是中國人寫的。比如說，關于長城的最好的文章——《當中國修建長城時》，就是捷克人卡夫卡寫的。

我們的國歌里有一句：“把我們的血肉筑成我們新的長城”，而卡夫卡寫這篇文章的時候，中國的國歌當然還沒誕生。

它的開頭從修長城的民工們說起，很輕松、很詼諧。

卡夫卡說：長城是分段修的，每二十人一小組，負責五百米，而那些壘墻的民工，他們起初想的只是一點工錢，他們只想趕緊完成自己負責的那五百米回家抱老婆孩子，對他們來說，修長城其實是一件完全扯淡的事情，這件異想天開的工程根本不會完成，而即使修成了也毫無意義，它根本不能阻擋高度機動性的游牧民族的鐵騎。

那些民工們的視野只限于他們的家、他們的村莊和鄉(xiāng)鎮(zhèn)，由此構成的狹小而具體的社會關系，乃是他們得失憂樂的唯一源泉，由于視野有限，他們的忍耐度是有限的，如果超過了工時，他們要么逃跑，要么就會造反。

神馬都是浮云——這就是千百年來中國人的哲學，因為他們時刻想回到自由自在的狀態(tài)，因為他們希望成為一片浮云。

而“奇跡”卻發(fā)生在他們交差回家的路上，史詩般的樂章就此開始。

卡夫卡這樣寫到：

在他們終于交差回家的路上，在旅途中，他們不時看到一段段竣工的城墻巍峨聳立，路經上司的駐地時，他們得到頒發(fā)的勛章，他們耳中聽到的是新從內地涌來的筑墻大軍的歡呼聲，他們眼里看到的是為做手腳架而伐倒的森林，一座座不可逾越的石山被敲成了城磚，在各個圣地，他們還能聽到虔誠的人們祈求工程竣工的歌聲。

這一切都緩和了他們焦急的心情。他們終于知道：自己不是一個個微不足道的壘墻者，而是有一個共同的名字——“修筑長城的人”。

“修筑長城的人”所享有的聲譽四處傳誦，傳遍天下。人們聽他們講述修長城時的虔誠敬意，沉默的普通老百姓對長城終將完工的信心，這一切又繃緊了他們的心弦。

在家鄉(xiāng)過了一段平靜的生活，他們變得更加健壯。于是，這一次，他們像永遠懷著希望的孩子一樣再次辭別了家鄉(xiāng)，這一次，他們胸中再為民族大業(yè)盡力的欲望變得無法抑制。這一次，他們還沒到時間就從家里出來，而這一次，半個村子的人一直把他們送出好遠好遠。

在每條路上都能看見一隊隊人，一面面角旗，一面面彩旗，在大路上，他們仿佛是第一次發(fā)現(xiàn)：自己的國家這么遼闊，這么富裕，這么美麗，這么可愛。每個農人都是兄弟，要為他們筑起一道屏障，為此他將用他的一切感激一輩子。

多么協(xié)調！多么一致！胸貼著胸，一種民間輪舞，血液不再被禁錮在可憐的體內循環(huán)之中，而是在無邊無際的中國甜蜜地往復流淌。

其實，數(shù)位偉大的西方人曾經被稱為、或者自稱“中國人”，例如，康德曾被尼采稱為“格尼斯堡的中國人”，而在這篇文章里，卡夫卡就自稱是“中國人”，但我知道，卡夫卡心中的祖國——中國，卻有著今天的人們難以理解的意義。

一個人，并不能因為只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中國人”。

實際上，那些只能看到眼前和現(xiàn)在的人，那些為了工錢應付公事的人，便不是卡夫卡所說的“中國人”，因為卡夫卡所說的中國人，其實有一個共同的、也是特殊的名字——修建長城的人。

我想起了另外一個版本的《當中國修建長城時》，那是美國學者裴宜理的名著《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其中寫到了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個大型水利工程——修淮河。這本書引用了在工地上勞動的睢縣縣長王鳳梧的話：

你可以看到每個農民的思想一天天都在發(fā)生變化------他來到治河工地勞動，首先掙得了一些救濟糧來養(yǎng)活自己，并把余下的一些送回家去養(yǎng)活家小。至少他會想到，他現(xiàn)在的勞動是為了自己在自己的土地上抗洪，或者說這些土地在土地改革以后成為了他自己的土地了。他原本希望劃出一片土地，自己將它開挖出來，并將土石運走，他甚至會把自己的勞動計算到每一個立方厘米?，F(xiàn)在，他終于發(fā)現(xiàn)集體工作更方便有利------正是他在治河工地上的親身經歷，使他漸漸地想到了他的存在而不是他自己那塊地，想到他的區(qū)而不是他所在的村子，他會進一步想到他所在的縣和地區(qū)，最終他就有了中國的概念——因此，你看到，我們不僅在改變自然，而且我們也在改變自己的思想。

這兩篇著作，寫作的時間相隔遙遠，但是，它們思考的卻是同一個問題：什么是“中國人”，什么是“修建長城的人”，什么是“民族精神”。

卡夫卡所說的“中國人”、“修建長城的人”，就是能夠從人類整體利益的角度去思考和行動的人，正是從這樣的角度出發(fā)，他們方才能夠為整體、為未來做出巨大的犧牲，并心甘情愿地付出沉重代價。

正是在揮汗如雨的共同勞動和犧牲中，他們發(fā)現(xiàn)了歷史，發(fā)現(xiàn)了自己，發(fā)現(xiàn)了“中國”、發(fā)現(xiàn)了“中國人”，發(fā)現(xiàn)了“精神”。

而他們的犧牲與代價，就是這樣凝成了“中國”、造成了人類和中國歷史、造成了人間奇跡，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偉大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