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國憲法》第二章第九條（“憲法第9條”）的內(nèi)容，實際上就是對日本國家主權的閹割，是對戰(zhàn)爭犯罪國家的懲罰，是限制日本擁有武力的條款。它與美國對日本的軍事占領以及長時間的實際控制和駐軍，一體兩面的關系。

所以歸根結(jié)底，憲法第9條是美國給日本套上的鐐銬，只不過為了面子好看，鑲了鉆，偽裝成手鐲而已。

也就是說，高畑勛所支持的和平憲法，跟高畑勛所反對的美國駐軍，乃至于日美安保關系和實質(zhì)上的軍事同盟，乃是一體兩面。無所謂美國占領，就無所謂和平憲法，和平憲法不可能獨立于美軍占領而存在。

日本何以在戰(zhàn)后保持了70年的和平？一方面是美國的安排，美國選擇讓日本成為其政治幫傭和經(jīng)濟基地，而不是軍事打手。另一方面只能說日本一直比較走運，冷戰(zhàn)的局部戰(zhàn)爭沒有延燒到這個國家。

如果冷戰(zhàn)國際形勢變化，終于發(fā)展到“明斯克號出擊”那一步，日本能靠和平憲法抵擋嗎？

“和平主義”的困境

當然，日本“左翼”知識分子的這種和平主義是真摯的，他們反對軍國主義的貢獻也實實在在的。然而正因為對基本事實的認識出了偏差，所以他們也只能在日本國內(nèi)的部分問題上與中國人民取得一致，一旦把他們的和平主義，把他們推崇的憲法第9條，拓展到其他問題上，就會產(chǎn)生非常尷尬的結(jié)果。

比方說，既然憲法第9條是“應當在全世界實現(xiàn)的偉大理想旗幟”，那么日本是不是應當建議在中國也實現(xiàn)呢？我們都知道這在現(xiàn)實中是不可能的。

再比方說，既然憲法第9條是“貫徹所有活動的中心理念”，那么，日本是否應當在外交中建議那些彼此之間有著嚴重軍事對峙的國家和民族，比方說印度和巴基斯坦，還有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通過在憲法中建立類似的條款來解決問題呢？我們也都知道是不可能的。

正是因為日本的和平主義者們拿著雞毛當令箭，拿著鐐銬當手鐲，他們與中國人民乃至于與世界大多數(shù)人民，在絕大多數(shù)的事關國際和平的問題上都不可能達成共識。

這種困境的一大體現(xiàn)就在于日本的核裁軍倡議。日本是號召核裁軍比較積極的國家，但是這種積極的姿態(tài)從未取得過什么外交成果，其原因就是日本以“核武器受害國”和“無核化模范國家”自居，打出“無核化”大旗。卻忘了自己實際上是被核武器所懲罰了的國家，而且在美國的支持下大力發(fā)展有軍事化潛力的核產(chǎn)業(yè)。

一個幾乎全國處在火山上的國家，卻建立了密密麻麻的核電站，核電對日本來說真的是經(jīng)濟和必要的選擇嗎？

在國際上是這樣，那么在日本國內(nèi)問題上呢？日本的“左翼”知識分子同樣處在一種自相矛盾的尷尬境地：一邊反對美國駐軍，一邊又推崇非得在美國控制之下才能維持的和平憲法。

那么，“幫助”日本建立和平體制豈不就成了美國的大功德，在日本國土上胡作非為的美軍跟美國沆瀣一氣的右翼政治家不都成了“和平使者”？

為了避免這種矛盾，“左翼”知識分子一般認為，和平憲法是國際公理的體現(xiàn)，是對二戰(zhàn)反省的結(jié)果，日本民眾通過反省戰(zhàn)爭教訓而獲得了道義上的旗幟。而這也反而為他們的論敵，也就是右翼提供了彈藥。

一方面，這種強調(diào)日本占據(jù)道義制高點的論調(diào)，很容易成為右翼煽動民族主義的材料，而另一方面，這也方便右翼將侵略戰(zhàn)爭中斃命的侵略軍粉飾為“為民族犧牲的英靈”。理由是如果不是這些人死得多，死得慘，民眾何以反思，日本又哪來的覺醒呢？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參拜靖國神社的時候，稱是侵略軍的“犧牲”“換來了”日本當今的和平和繁榮，邏輯就在于此

日本“左翼”知識分子們丟出和平主義的飛來去打擊右翼，結(jié)果飛來去轉(zhuǎn)了一圈又打在自己的后腦勺上，成了日本美軍占領體制的忠實擁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