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過頭來講，那兩種不同的張力，其中一個力量一定會產生貧困、產生差異；第二個力量一定在制衡差異。這兩者構成了我說的貧困和扶貧的元問題。從這個意義上來講，難道富人天生是偉大的嗎？難道窮人天生就該貧困嗎？這就觸及一個非常深刻的政治哲學問題。

再回到現實，消除貧困為什么這么難？實際上消除貧困就是個很難的過程。窮人和富人之間的話語是不平等的。富人針對窮人的話語是“不開化、懶惰、懶散”，但富人很少暴露他致富的真實故事。要是有窮人問富人是怎么富起來的，富人敢講嗎？不敢的原因在于，致富的真實故事恰恰是利用了富人和窮人之間的某種差異。扶貧的元問題就是——富人和窮人的差異足以導致兩者在福利方面存在如此之大的不同嗎？

這就是原罪，人的原罪都深深埋在心底，呈現的東西又比較虛偽，神秘化又道德化?！拔遗艿每臁⑽仪趧凇?，富人就是這么對窮人說的。窮人說富人，就是“人家能干、聰明、有文化、關系、技術……”話語完全不一樣。話語差異的道德尺度在于：現代社會的富人永遠不會披露致富的真相，窮人永遠被話語迷惑。有人會發(fā)現，“我一輩子認真工作，一點錢沒掙到”。窮人認為，把孩子送到大學就可以掙錢了。其實貧困問題不是我們想象的那么簡單。

接下來再看看“助貧人”的話語。我們不是富人，也不是窮人，我們是助貧人。我們經常帶著富人的視角講窮人，說他們窮就是因為等靠要，不能等靠要。我們給了窮人致富的神話——要脫貧先立志。作為“職業(yè)的非富人”和作為“社會人的非窮人”來工作，助貧人的身份的困惑使得我們的行為、話語呈現出邏輯上的不一致。在這里我們需要自我批判，我們需要把窮人的角度和我們的預期結合起來看扶貧的效果。

回過頭來，貧困的元問題是什么？可能就是：生存性競爭導致的基于物質獲取差異的社會化過程，基于對物質的崇拜和基于物質貧乏而產生的恥辱，社會化的道德出現；社會階層對于差異的固化以及現代社會理性擴張導致的不同種群和國家之間在物質供給方面的差異。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里也提到現代性倫理的問題。也就是說在同一文化條件下，個人之間的福利差異可能更多地出于“能力”的差異，而不同文化條件下，可能更多地出于現代性倫理的差異。

那么什么是扶貧的元方案？剛才我提到，我們的扶貧出現了話語和行動的一種邏輯混亂。我們需要基于貧困的元問題，提出相應的元方案，這就構成一個隱喻，也就是現代國家的倫理和道德——集體性生存?zhèn)惱淼木S護和對現代性過度擴張的控制以及協(xié)助落后于現代化的群體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扶貧的哲學含義）。

扶貧的元方案，就是把現代性擴張到沒有掌握現代性倫理的群體。在少數民族地區(qū)和一些特別貧困的地方，他們可能自己覺得每天喝喝酒、做做工挺好的，而我們告訴他們——你們過得不好，孩子沒上學，生了病沒醫(yī)療，豬圈和居住空間交疊在一起臭烘烘的，一定要改變。這些人沒有我們這些概念，處于低物質均衡的階段，他們有一套自己的生活的邏輯。但是我們要打破他們，就像馬云說要打破窮人的思維。

“現代化的窮人”是指沒有或很少被現代性倫理影響到的，不具備現代性倫理思維方式的群體。讓他們接近或把握現代性倫理的約束，真是太不容易了。在特別貧困的地方搞一個合作社太難了。我扶貧的那個村莊來了一個溫州小伙子，他說，“要是這個地方在溫州，早就變得巨好了”。有人建議我做合作社，我也沒做過，但覺得在貧困地區(qū)搞產權、股份制，真的是很天真，那里只有平均主義。在傳統(tǒng)的地方讓他們很快掌握現代性的東西是不容易的?！?

韋伯曾經認為中國是不可能實現現代性的，但我們實現了，這是個很大的謎，理論上還沒有解開。但我們現在還是不具備源于歐洲那套理性的東西，整個社會依然有失范。比如北京路上一些司機開車都亂開，亂按喇叭，而且也沒有能超越傳統(tǒng)慈善的那種公益?zhèn)惱?，所以社會才有這樣大的差異。

所以，扶貧的元方案在于，有沒有可能讓一個特別傳統(tǒng)的群體發(fā)生改變？一個人改變容易，但沉浸在自己的文化中的一個群體就很難改變了。深度性貧困地區(qū)是扶貧的難中之難?！吧疃蓉毨А睆奶卣魃现v，還主要在于現代性的缺乏，也就是我們常說的“發(fā)展“問題。理論上來講，對很多處于前現代的群體而言，難就難在如何讓他們接近和把握現代性倫理。成功案例一定是對接市場的，失敗也是因為難于對接市場。

陜西安康：農戶屋頂鋪設光伏板 助力鄉(xiāng)村扶貧（圖源：視覺中國）

跟大家分享一個簡單的例子，我是一個發(fā)展實踐的工作者，我的工作是讓更多的人接近和把握現代倫理，從而改善福利。但我不希望自己的發(fā)展實踐是盲目的，不希望自己做的事情沒有框架，我希望這個發(fā)展路徑是可以自圓其說的。我在云南一個村莊做扶貧，這個村莊不是完全與現代化隔離的，但是他們的生存性倫理與現代性倫理有很大的距離。我要找一個把它和現代性連在一起的對接點，我花了半年的時間去思考，終于在村民的房子里找到了。

當地瑤族干欄式建筑沒有窗戶、沒有陽光，因為山地只有木頭，沒有玻璃和磚頭，只能靠著木料的縫隙透進陽光，村民只有到外面去曬太陽。感受陽光，是他們自己具有的最基本的對接現代性的線索。我實踐的對接點就是建造一座充滿陽光的房子，然后再接上他們沒有的概念：一個瑤族特色的客房來賺錢。簡單地說，我做了一個實驗來說明我們有可能突破一個結構、改變一個社會。

至于是否成功，現在還沒有辦法做回答。

結語

很多人將這一研究觀點簡單地移植到貧困的研究中，一般化地將貧困視為窮人個體和文化的責任，認為貧困是因為窮人的懶惰，愚昧?！暗瓤恳睅缀醭闪酥髁鞯呐u窮人的話語。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個體的失敗，個人的努力無疑是獲得財富的必要條件，但是并非充分的條件。貧困個體責任和貧困文化論忽視了制度和結構在財富、資產、教育和機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條件下對貧困的決定性影響。這一理論也同時弱化了我們追求一個平等社會所應肩負的神圣責任，轉移了我們推動制度變革的注意力。

大規(guī)模的脫貧攻堅的成就恰恰說明了消除制度性因素在減貧中的作用。針對貧困戶的教育、醫(yī)療和住房的“三保障”就是從制度上消除貧困的具體案例。而脫貧攻堅，難也恰恰難在如何繼續(xù)推進制度的變革，從而建立一個公平的經濟社會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