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上一代面對的絕對貧窮環(huán)境不同，新一代面對的是相對貧窮。青年認為，單靠個人努力而無法更改善自己的物質生活，經濟發(fā)展亦不見得有利于他們獲得更美好的物質生活（“涓滴效應”失效），因此他們選擇透過其他手段及渠道去獲取更多的物質，而政治參與則是青年最熱衷的手段。

在青年看來，無法爭取更多物質的原因在于社會資源分配不公，而政治則牽涉資源分配與權力，因此青年欲透過加強政治參與去獲取更多資源。他們相信，上一代已成為既得利益者，甚至在政經結構上掌握大權，操控整個游戲規(guī)則。因此，他們只好在政治領域上與既得利益集團爭奪權力。

這種情況，就如托洛茨基對青年的看法：“年輕人對于他所生活的那個社會，時常會感覺到不滿。他總以為他能比老一輩的人干得更好。所以年輕人老覺得他們是進步的—―可是他們對于進步這個詞了解卻是有所差別的?！?

“這里我們找到了真正心理的動力。年輕人覺得被人給排斥在外；老年人占據了所有的地位，而年輕人卻找不到出路來施展他們的才能。他們之所以不滿，很簡單因為他們坐不到司機的位子。一旦他們自己坐正了這個位子，他們的激進主義便消失于無形了?！保ā墩搶W生與知識分子》）

需要注意的是，青年參與政治活動以爭取更好的物質生活，并不代表他們參與的社會運動都與爭取更多資源有關。很多時候，在虛假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下，社會運動所主張的都看似與爭取物質生活無關，而矛頭亦非指向真正阻礙青年獲取更好的物質生活的元兇。這種不滿的力量往往被反中意識形態(tài)引導到錯誤的對象，但歸根咎底，這種不滿的確是源于青年對物質生活的不滿足所致，不論他們高舉的口號或追求的價值是否表面上與物質無關。

四、一場誤會：后物質主義價值中的物質性——案例解析

有人會質疑，在上述社會運動中，青年的確高舉民主、自由、人權等后物質主義價值。在“修例風波”之中，青年甚至高呼要“攬炒”（玉石俱焚），寧愿破壞經濟繁榮，這還不能證明青年是后物質世代嗎？

然而，將后物質主義價值與物質分割，甚至視之為反物質的價值，是極其錯誤的。 “物質決定意識”，后物質主義價值本身就包含著物質主義成份。以下筆者將會抽取“保育”、“民主與普選”及“人權與自由”三個后物質主義價值去分析它們所包含的物質性。

“菜園村運動”：保育？

自2006年保留天星碼頭運動開始，香港爆發(fā)多次以保育為旗號的社會運動，其中以2009年的菜園村事件最為人熟悉。

事源當時政府及港鐵公司為建造廣深港高速鐵路，準備清拆菜園村，以在當地興建列車停車側線及緊急救援站。事件引起了村民及保育人士的不滿，要求“不遷不拆”。保育人士則主張本土主義及反發(fā)展主義，反對興建高鐵，指責高鐵工程破壞“本土生活”，并宣揚一種農郊悠閑生活的烏托邦式愿景。從表面上來看，這場以保育為目標的運動，正是以“后物質主義”價值為核心的新社會運動。

然而，學者鄒崇銘與韓江雪指出，雖然這些新社會運動注重抽象的價值，但最終這些價值“都難免要面對現實利益分配的問題；譬如菜園村要拆抑或不拆、應賠償多少等”（鄒崇銘、韓江雪：《這一代的郁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zhàn)》，2015，頁62-63）。很多人只聚焦在保育人士的口號及行動，認為他們的主張都是后物質主義，但運動之中最核心的一群是菜園村村民，而村民有著切身的物質利益關系，例如商討賠償金額、安置方案等等。

即使是保育人士的主張，亦并非脫離物質。學者許寶強認為，菜園村運動及其他以保育為目的的本土主義社會運動，實質上擁有著強烈的階級政治性質：香港的財富及資源分配兩極化，導致低下階層的日常生活被干擾及擠壓，而菜園村運動的爭議則在于“空間資源使用與分配的傾斜”。

因此，保育人士所主張的反發(fā)展主義，并非抽象的、后物質的“本土主義價值”，而是對物質分配及物質生活的不滿及仇恨。與其說他們反對發(fā)展，倒不如說是反對他們覺得自己無法享受的發(fā)展，而這種心態(tài)在本土主義包裝下，往往會轉化為族群矛盾。不要忘記，菜園村事件爆發(fā)的同時，正是“蝗蟲論”興起之時。無論如何，這種以保育及反發(fā)展主義為思想的運動，的確充滿著物質性。

菜園村運動，圖自維基

“雨傘運動”：民主與普選？

2014年，香港的反對派為了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香港行政長官普選和2016年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決定，以及爭取所謂的“真普選”，號召示威者于中環(huán)、金鐘及旺角等地違法堵路。

普選本來是政制民主化的重要元素，包含著民主價值，但反對派口中的“真普選”，并非單指一人一票的選舉，而是擁有公民提名的選舉。反對派之所以堅持公民提名，說到底就是要求一個確保反中央人士能夠成為行政長官的選舉制度。換言之，“真普選”只是打著“民主”旗號，實為與中央爭奪管治權的手段。

退一萬步地說，即使我們視普選為后物質主義價值，它本身就包含著物質性。長期以來，普選被宣傳為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藥，尤其是針對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的問題。

2007年，由民間人權陣線及反對派議員發(fā)起名為“爭取普選，改善民生”的大游行，號召市民反對當年的行政長官選舉。他們主張當時的選舉模式是“不公平及不公義”，會產生親商界及財團的行政長官，導致香港社會出現嚴重的貧富懸殊及“地產霸權”，基層亦缺乏最低工資及退休保障。他們主張，只有透過爭取普選，改變現有的政經結構，才能真正解決這些問題。換句話說，普選并非如表面上那般“后物質”，它本身就包含了爭奪資源分配權力的物質性。

以至于民主，亦同樣包含著物質主義性質。反對派議員張超雄在文章《沒有民主，哪有民生？》里充分解釋了民主所包含的物質主義：“沒有民主的社會，民生問題也每每解決不了，一切只以當權者的喜惡行事。經濟繼續(xù)發(fā)展，社會繼續(xù)貧富懸殊，醫(yī)療、教育、房屋、環(huán)境、空氣污染、人口高齡化等一大堆問題則繼續(xù)拖。民主，最終是為了改善民生。沒有民主，哪有民生？”

張超雄認為，民主的目的是為了改善民生，即公平分配資源。可見，即使是民主這種后物質主義價值，它都充滿著濃濃的物質性質在內。

深入地說，民主本身就并非抽象的概念，它擁有著實在的階級性質，如列寧所言：“只要有不同的階級存在，就不能說‘純粹民主’，而只能說階級的民主”，而階級又是建基于物質的占有而構成，并圍繞著物質利益而對立甚至進行斗爭?？梢?，民主這個后物質主義價值充滿物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