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和發(fā)展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成功的根本原因

馬克思主義就是在符合客觀實際的框架內直接提出的。中國共產黨取得非凡成就的全部基礎，是建立在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基礎之上的。正如習近平強調的，中國共產黨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其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能力：“1921年，五四運動之后，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合的進程中，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中國產生了共產黨，這是開天辟地的大事變。這一開天辟地的大事變，深刻改變了近代以后中華民族發(fā)展的方向和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深刻改變了世界發(fā)展的趨勢和格局。”¹²

中國共產黨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這種能力，使得打敗長達百年的外來直接侵略和開辟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成為可能。確保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民族獨立，構成了中國共產黨最初的國際政策的大目標。正如習近平指出：

“這個偉大歷史貢獻，就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28年浴血奮戰(zhàn)，打敗日本帝國主義，推翻國民黨反動統(tǒng)治，完成新民主主義革命，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偉大歷史貢獻的意義在于，徹底結束了舊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徹底結束了舊中國一盤散沙的局面，徹底廢除了列強強加給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一切特權，實現了中國從幾千年封建專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偉大飛躍。”¹³

因此，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中國共產黨能不斷走向成功有賴于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當代中國實際和時代特點緊密結合起來。¹⁴

馬克思主義是我們立黨立國的根本指導思想。背離或放棄馬克思主義，我們黨就會失去靈魂、迷失方向。在堅持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有絲毫動搖。”¹⁵ 習近平總結道：“我們要建設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sup>16

五四運動的兩年后，1921年，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中國共產黨誕生了 （來源：電視劇《覺醒年代》）

但馬克思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并不是基于抽象的討論。這是因為每一個政治立場，都在激烈的社會斗爭過程中，得到實踐的檢驗才確認。由于斗爭規(guī)模太大，犯錯受到的懲罰也極大，符合實際的政策則被證明是正確的——正如毛澤東在其名著《實踐論》中所概述的那樣。習近平為此精辟地總結道：

“1911年，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tǒng)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舊的制度推翻了，中國向何處去？中國人苦苦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君主立憲制、復辟帝制、議會制、多黨制、總統(tǒng)制都想過了、試過了，結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sup>17

的確，中國共產黨黨內也是經過激烈的斗爭，才確立了正確的路線。在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發(fā)展階段，就犯了教條式地聽取蘇聯意見的錯誤。后來經過激烈的斗爭后，毛澤東的思想通過了實踐的檢驗，他才在中國共產黨內部擁有了難以挑戰(zhàn)的主導地位。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印證了這一點。正如該決議指出：“主要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后期和三十年代前期，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和我們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曾使中國革命幾乎陷于絕境。毛澤東思想是在同這種錯誤傾向作斗爭并深刻總結這方面的歷史經驗的過程中逐漸形成和發(fā)展起來的?！?

中國共產黨是激烈的社會斗爭的產物

這確實是社會主義和共產黨的發(fā)展規(guī)律。因為資本主義的抵抗力度是如此之大且絕對殘忍無情，只有通過激烈的社會斗爭才能推翻它。進步勢力最初不可避免地試圖通過看似“更容易”的方式或其他途徑，而非艱苦的斗爭獲取勝利。只有當這些虛假的“捷徑”導致失敗時，才清楚哪條路線是正確的，進步勢力才能確立正確的路線。中國的發(fā)展歷程也證明了這一點。列寧就對俄國走過的類似歷史進程指出：

“一方面，布爾什維主義是1903年在最堅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上產生的。而這個──也只有這個──革命理論的正確性，不僅為整個19世紀全世界的經驗所證實，尤其為俄國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動搖、錯誤和失望的經驗所證實……在將近半個世紀里，大約從上一世紀（19世紀）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國進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蠻和反動的沙皇制度的壓迫之下，曾如饑似渴地尋求正確的革命理論，專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視著歐美在這方面的每一種‘最新成就’。俄國在半個世紀里，經受了聞所未聞的痛苦和犧牲，表現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氣概，以難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學習和實驗，經受了失望，進行了驗證，參照了歐洲的經驗，真是飽經苦難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唯一正確的革命理論……

另一方面，在這個堅如磐石的理論基礎上產生的布爾什維主義，有了15年（1903─1917年）實踐的歷史，這段歷史的經驗之豐富是舉世無比的。這是因為任何一個國家在這15年內，在革命經驗方面，在各種運動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開的、小組的和群眾的、議會的和恐怖主義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樣性方面，都沒有哪怕類似這樣豐富的經歷。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期內，集中了現代社會一切階級進行斗爭的如此豐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國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殘酷壓迫，這個斗爭成熟得特別迅速，它如饑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歐美政治經驗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¹⁸

顯然，列寧的分析與習近平對中國如何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分析，有著相似之處。同樣的過程也發(fā)生在其他社會主義國家身上——只有經過激烈的社會斗爭，政治路線經得起實踐而非理論檢驗的政治勢力，才能領導這種進步斗爭。例如，在越南，領導越南人民反法反美救國存亡的越南共產黨就是如此；在古巴，菲德爾·卡斯特羅在1959年領導古巴革命取得勝利之前，曾在攻打蒙卡達兵營時遭到失敗。歷史證明，只有屢經重大的現實社會斗爭而非抽象理論探討，這樣催生的勢力才能夠領導如此激烈的社會斗爭。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到目前為止，除了經歷過十月革命的俄羅斯這一特例，只有在發(fā)展中國家（也稱南方國家），包括中國和其他國家產生了為社會主義奮斗的領導力量；在帝國主義國家，也就是北方國家，資本主義的社會關系過于穩(wěn)固，難以產生大規(guī)模的社會主義領導力量。

正是因為建立一個能夠領導這些斗爭的組織需要國家和社會付出巨大努力，所以中國共產黨才如此值得捍衛(wèi)和發(fā)展——推翻中國共產黨的任何企圖都是危險的。中國共產黨是數億中國人和數千萬先鋒戰(zhàn)士拼死斗爭的產物。正是經過如此激烈的社會斗爭，才確立了決定國家命運的正確的政治路線。領導這些斗爭的組織是這些激烈的斗爭的結晶和具象體現——數億人參與了這些斗爭，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才取得了成功。這就是為何任何削弱、詆毀或在內部腐化中國共產黨的行動，對中國乃至全人類來說都是重大挫折。

蘇共在歷史性的腐化后被推翻，導致蘇聯解體，令俄羅斯陷入災難。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把蘇聯解體稱為“20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災難”。資本主義和分裂主義摧毀了蘇聯，使得它從一個人口2.88億的國家變成了人口為1.43億的俄羅斯。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下降近40%，1998年俄羅斯男性預期壽命下降6歲至僅58歲，2008年俄羅斯人口比1991年減少530萬。從1991年（蘇聯的最后一年）到2013年，俄羅斯GDP年均增長0.8%，而中國這一數據為9.2%。

前蘇聯的第二大加盟國烏克蘭的情況更糟。2020年，烏克蘭GDP仍比1991年水平低31%——即烏克蘭在這29年間的增長為負。蘇前聯地區(qū)內，車臣、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之間、格魯吉亞、烏克蘭相繼發(fā)生重大戰(zhàn)爭。蘇聯解體摧毀了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優(yōu)勢，俄羅斯可能永遠也不會恢復昔日榮光了。如果中國共產黨變質或垮臺，導致中國共產黨被推翻，中國也會重蹈蘇聯覆轍。

在政治領域，所有這一切都可以作為馬克思關于人類社會目標的基本原理的注腳：“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馬克思不是感情用事的“平均主義”的追隨者。他并未說“在未來社會，人人平等，人與人之間、社會力量之間沒有差距”，而是說“各盡所能，按需分配”。或許毛澤東、列寧或者菲德爾·卡斯特羅均有非凡的能力——并用這種能力為他們的國家和全人類的利益效力。作為一個組織，中國共產黨自身同樣被證明是正確的。尊重這些領導人和組織，是人民對這些領導人和組織惠及群眾利益的一種理性反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