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向莫迪俯首稱臣的機構是聯合內閣。當BJP第一任領導人瓦杰帕伊（Atal Bihari Vajpayee）在1998年至2004年間擔任總理時，他作為“同儕之首”，給予了高層內閣部長以相當大的自主權，這既符合印人黨的政黨精神，也符合印度議會民主的威斯敏斯特模式。然而，莫迪在重要的政府決策上不征求內閣部長的意見，從而確保國家福利計劃的所有功勞都歸他個人所有。政府在很大程度上由總理辦公室管理，總理辦公室的工作人員是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員，他們個人效忠于莫迪，其中幾名來自莫迪的家鄉(xiāng)古吉拉特邦。

與前幾任總理不同，今天印度的聯合內閣內部沒有協(xié)商。莫迪說什么就是什么。議會內部也沒有爭論。尼赫魯和瓦杰帕伊等總理在議會花費大量時間，關注反對派議員的意見，但莫迪更多地將議會作為發(fā)表自己意見的平臺。不幸的是，印度沒有首相問答（Prime Minister's Questions，簡稱PMQ）的傳統(tǒng)，這是英國憲政傳統(tǒng)之一，而印度沒有進行借鑒。

涉及個人隱私和農業(yè)改革等影響數億印度人生活的關鍵議題的法案，在通過時幾乎沒有經過討論，也沒有按照傳統(tǒng)提交給議會特別委員會進行評估。眾所周知，議會兩院的議長都是堅定的印人黨擁躉，這使得總理辦公室醞釀的想法能夠繞過內閣與議會迅速轉化為法律。例如，在2021年議會“季風會議”期間，法案在下院（Lok Sabha）獲得通過平均需要34分鐘。有些不到10分鐘就通過了。

2022年9月16日，印度總理莫迪(左)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出席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期間舉行會談。圖自路透社

第三個自2014年以來迅速衰落的民主機制是新聞界。民主國家的媒體應該是獨立的；但在今天的印度，新聞界更多體現出順從和宣傳工具的性質。擔任總理八年來，莫迪沒有舉行過一次有媒體提問環(huán)節(jié)的新聞發(fā)布會。他每月在國家電臺上的進行“獨角戲”式的政策宣講，偶爾接受一位眾所周知持親政府立場的記者的采訪，來表達自己的觀點，而這些采訪都體現著對莫迪的敬意。

此外，由于該國大多數報紙和電視頻道都是由在其他領域具有商業(yè)利益的企業(yè)家所擁有，這些企業(yè)家很快就吹捧莫迪達成了一致，以此為自己的經濟項目謀求政治便利（印度媒體還嚴重依賴政府廣告，這也是支持執(zhí)政黨的另一個原因）。黃金時段的電視大肆贊揚總理，不加保留地攻擊反對派——以至于有人為其創(chuàng)造了一個術語“Godi媒體”，即“接受莫迪政府指示并順從地鸚鵡學舌的媒體”。許多思想獨立的記者因虛假指控而入獄，而另一些人已經被稅務部分盯上了。

第四個逐漸失去自主性和獨立性的關鍵機構是公務員系統(tǒng)。在印度，公務員應該按照憲法工作，嚴格做到無黨派傾向。但這些年來，公務員系統(tǒng)逐漸政治化，許多官員傾向于站在某個政黨甚至某個政治家一邊。自2014年以來，該系統(tǒng)所剩無幾的獨立和自治也被完全破壞了。在任命官員時，莫迪更強調忠誠，而不是能力。

現在每個部門都有一名“看守者”，通常是國民志愿服務團（RSS）的成員，以確保有高層公務員退休時，其繼任者將持“正確的”意識形態(tài)。此外，政府當局還放任國家機構進行野蠻執(zhí)法，以恐嚇和馴服反對派。根據《印度快報》最近的一份報告，自2014年以來，中央調查局突襲或逮捕的所有政客中，有95%來自反對黨。這些突襲既是一種警告，也是一種誘惑，因為在反對派政客加入了印人黨，針對他們的案件也被撤銷了。

最后，司法機構近年來也沒有履行憲法賦予的職責。地區(qū)和省級法院一直非常積極地為“親”犯公民權利和自由的國家行動背書。也許更令人失望的是最高法院。法律學者阿努杰·布瓦尼亞（Anuj Bhuwania）甚至認為“最高法院完全屈服于總理納倫德拉·莫迪的多數主義統(tǒng)治”，推遲了重要案件的審理進程，更傾向于任意使用國家權力，而非保護個人自由。

正如布瓦尼亞在Scroll.in網站中提到的：“在莫迪執(zhí)政期間，最高法院不僅未能履行憲法賦予的監(jiān)督政府濫權的職責，還鼓勵了莫迪政府的議程推進。最高法院不僅未能作為‘盾牌’保護公民抵御無法無天的政府，反而實際上成為了受命于行政部門的一把有力的‘劍’。”此外他還寫道，最高法院“為追求激進的多數派議程，將其龐大的‘武器庫’轉交給政府使用?！?

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印度是一個50-50民主國家，這些機構在過去都未曾有過完美無缺的表現。它們偶爾（有時甚至更多時候）畏懼且服從執(zhí)政黨。印度民主沒有黃金時代。然而自2014年5月以來，這些機構失去了更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受制于莫迪政府。

必須指出的是，掌控這五個機構—政黨、立法機構、新聞機構、公務員制度和司法機構--對其他威權領導人鞏固其個人崇拜也至關重要。我對莫迪、對印度民主所做的分析也大致適用于匈牙利的歐爾班、土耳其的埃爾多安、俄羅斯的普京，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于美國的特朗普。

這種“不完全民主”的政權中，個人崇拜具有另外兩個特點：首先，傾向于推行裙帶資本主義，少數受青睞的實業(yè)家因對掌權者及其政黨的忠誠而能獲得意外之財；第二，傾向于宣揚宗教或種族多數主義。多數民族或宗教群體被認為代表了國家的真正本質，領袖則因其“卓越”和“高效”，而體現了本國多數群體的精神。

另一方面，宗教少數派或少數族群，如土耳其的庫爾德人、匈牙利的猶太人及印度的穆斯林，被認為是不忠誠或者與國家對立的。社會媒體上充斥著多數派的論調，點名少數群體進行騷擾或污名化，這些論調往往由執(zhí)政黨的議員提出，在這些議員感到政治壓力的情況下，則由領導人本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