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給廣義的文科學人留了一條活路，也是一條正路。這要求我們能提出有創(chuàng)意的問題，去激發(fā)人工智能生成相關知識，而不是就某個問題匯集更多相關文獻，給出一份更細致的綜述和更準確的概括。一個文學研究者在我看來就不該提問：歷代作家是如何刻畫人物心理的？今天與一百年前相比，作家在刻畫人物的心理上有區(qū)別嗎？為什么會有這些區(qū)別？有哪些社會因素、文學思潮或社會理論／偏見的影響？即便人工智能給出一個荒唐的答案，那也可能激發(fā)文學研究者提有意思的問題，包括部分借助人工智能給出的答案，去系統(tǒng)研究，得到不一定正確卻可能別有洞天的回答。一位歷史研究者可能提出：《史記》與《漢書》為什么對某事或某人記錄有別，你（人工智能）認為，除作者的隨機記錄之外，還可能會有哪些因素？宮刑在《史記》中留有痕跡嗎？無論對與否，這都會便利研究者繼續(xù)研究，甚至有可能自動生成或隱含一種全新的思路。許多學術或知識都來自無意的資料勾連或學科勾連。

這就不再是停留于作為過程的研究，而真可能算得上是知識或學術生產，即便未必都有用或好用。

中國的現代化是人類歷史上一個空前偉大的事業(yè)。不僅因為中國是大國，還因為她是地球上唯一經歷了文明變遷但不曾中斷的大國，盡管近代以來受到西方沖擊，卻通過偉大的革命，創(chuàng)造性地完成了從農耕到現代工商社會的變革。從古至今，中國有許多制度或“文化”相當獨特，但我們對這一切很容易“日用而不知”。另一方面，在中國現代化艱難跋涉的進程中一定會遇到各種難題，在近現代以來的中外交往中，不少人曾崇洋媚外，自我懷疑。在各時期、各領域一直都有各種形式的教條主義，許多時候與對中國經驗缺乏自覺，對理論和文化缺乏自信有關。

我不認為僅僅提倡理論自信和文化自信就能化解諸如此類的“不自信”。說到底，就全社會而言，最終得靠中國的現代化，只有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才能徹底消解此類自卑情結。我如今也不指望學術研究或知識增加能改變一個人的認知，以及夾雜其中的各類利益盤算。但中國學人還是可以做點什么，拓展我們對中國的理解和有效表達，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擴大中國人文社科的學術影響。

中國近現代劇變應當令我們明白，“日用而不知”不足以應對今天的國際交流，習以為常不等于理所當然，歷史敘述替代不了理論解說。在傳統(tǒng)農耕中國還行，那大致是個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時代，別說圣人言了，聽聽老人言也許就足以應對一些人生難題，乃至“三年無改于父之道”都是一種美德。在一個人均預期壽命30歲上下的農耕社會中，除了不可預測、不可抗拒的天災人禍外，個人生活也不大可能有重大社會變化，沒法了解遠方，自然也就沒有遠方，也就很少需要有普遍解釋力的理論?！暗哿τ谖液斡性眨俊蹦芟氲絿一蚧蕶酁楹伟l(fā)生，與我何關這類今天屬于社會科學的問題，那也算是吃飽飯沒事干了。社會對這類知識沒有多少需求。直到戰(zhàn)國后期，才有少數人明白了“亂莫大于無天子”之類的道理，但也只是個斷言，不是分析的和理論的，很難稱其為可有效傳授、交流的知識，乃至我曾愚蠢地僅從字面上理解，進而否定。甚至，至今仍可能有不少讀過些書的人不理解，有時還可能是有意不理解，卻習慣用，或是更便于用“民主”“自由”之類的概念話語，來批判這類斷言。在一個崇尚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年代，面向社會公眾，面對國際學術和文化交流，有許多中國經驗需要系統(tǒng)的理論表達。

［清］丁觀鵬：《太平春市圖》（局部）（圖片來源：書格網站）

重新理解和表達我們自己，無論是歷史中國還是今日中國，有助于我們理解他人和他國，同時便于他人理解。這種理解不是抽象的古今和中西概念、命題或理論比較，而是要把政治社會制度和文化現象放在具體時空。只有基于理解，才會有更具現代解說力的中國話語，從而改變近代以來國際學術文化思想交流的中西貿易逆差。在國際交流中，這客觀上會有意識形態(tài)功能，但不是為了制造和傳播意識形態(tài)，而是能消解西方流行的普世的意識形態(tài)。

例如，我近來察覺和猜想，歷史中國的“家”，聚居的同姓村落，并非抽象的農耕的產物。近現代之前的歐洲，也有廣大的農耕地區(qū)，卻從來沒有類似歷史中國的“家”的概念。促使血緣家族／村落出現，令高密度人口聚居成為可能，并在此基礎上早早形成農耕地區(qū)的“大一統(tǒng)”的關鍵因素，不只是中國農耕區(qū)的自然地理氣候條件，更重要的也許是精耕細作的農業(yè)。與同時期的歐洲農業(yè)相比，以“種子產出比”為標準，歷史中國精細農業(yè)的糧食產出要高出幾倍。[8]歐洲平原廣闊。但在14世紀前，歐洲農耕區(qū)的種子產出比一直很低。這意味著，為收獲同樣數量的糧食，就必須耕作更多土地，為節(jié)省時間和體力，以免耗費在耕作路途上，歐洲的農耕者居住必然更分散，很難形成中國式聚居村落——想想《堂吉訶德》《呼嘯山莊》或普希金筆下的戈留欣諾村，再想想《水滸傳》開頭即提及的史家村“三四百家，都姓史”等。這不僅需要諸如教會這類組織來勾連散落田間的農戶，形成“社區(qū)”。太低的種子產出比還使得歐洲各國長時間的稅收成本太高，國王和貴族只能“封建”或稱“分權”，或最多也就是個帝國，統(tǒng)一治理根本不現實。如果這一點成立，或可以推斷，歷史中國“家國天下”中的“家”，有別于今天的“family”，很難說是儒家思想的創(chuàng)造。更可能相反，聚居的同姓農耕村落中父子、兄弟和男女這三大關系，三大難題，促使儒家不得不作出在當時條件下的最佳（無可替代）應對：“父慈子孝”“長幼有序”和“男女有別”。

許多中國的或與中國相關的問題，如果中國學人不能借助現代化提供的開闊學術視野，將信息和學科勾連，作出更合理的理論分析和解釋，就可能被一些西方話語所占據，甚至被長期占據。這種現象就在我們身邊發(fā)生，有的甚至是我們的智識盲點。近年來，隨著西方有關中國的譯著增多，“中華帝國”這個概念，稀里糊涂地就在中國變得常態(tài)化了。其實，即便清末，查看清朝同外國簽訂的條約，也只有在日本人準備的《馬關條約》草案中稱中方為“大清帝國”，其他中外條約，從最早的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開始，中方都自稱中國或大清國。西方歷史上，帝國都是靠軍事征伐占領撐起來的，沒有很實在、長期和統(tǒng)一的中央治理。而歷史中國至少自西周以來一直靠“文治”逐步整合。中原地區(qū)會同北方游牧民族打仗，但追求的是，最豪邁的也就是“不教胡馬度陰山”。不讓你進農耕地區(qū)，說白了甚至令人氣餒；也會遠程出擊，但“不破樓蘭終不還”透出的仍是“安土重遷”“回家過年”的氣息。歐美人借助其預期的（歐美各國）讀者熟悉的歷史想象和概念來敘述和定位近代中國這個多元一體的大國，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我們不清醒意識到我們有別于作者的預期讀者，不意識到我們閱讀時的寬容和理解，相反，以為帝國概念（學術上）更精準或（商業(yè)出版上）更醒目，就跟著拿中華帝國說事，那真就是“被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弄不好還會被一些國家利用。

還有個例子?；趯v史中國不可能真切了解，也更多基于歐洲歷史，當然還可能有德國學人的老毛病——他們特喜歡先造一個先驗分類，然后把世界各地的經驗橫豎都要塞進去，再勾連演繹（可以理解，這也是做學問的一種路數），韋伯用家產官僚制（patrimonial bureaucracy）來概括秦漢之后的歷史中國，[9]我們本來一笑了之就行了，一百多年前，怎么能指望一個外國人多了解中國！但在中國法學界，韋伯的一些說法，非但有一定市場，還常被用作標準來評判歷史中國“不規(guī)范”，有些對中國歷史的誤讀甚至被當成有關中國的事實。只要對中國歷史稍微多了解一點，就知道，西周以來一直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后世皇帝對皇親或功臣時有封侯食邑的，也偶有賞賜。秦以后的中國，總體而言，皇家的財產和國家的財產分得相當清楚，如戶部與少府之別，也有“官山?！保賳T稱效忠皇帝，但從來稱自己吃的是朝廷的俸祿，而不是皇帝的賞錢。為了推進中國的法治，就說歷史中國從來是“人治”，屬于韋伯筆下的“卡迪司法”。然而只要稍微仔細看看韋伯心目中最理想的法治標準和原則，[10]就會發(fā)現，出土秦簡以及后世文獻都表明，秦之后的中國，一直就是韋伯最理想的法治，即科層化官僚治理，只不過歷史中國的說法是“文治”。也不是說歷史中國就沒有“人治”，在韋伯的分類中，那是魅力型統(tǒng)治，其實是制度創(chuàng)造期所要求的常態(tài)。這或者是中國人說的開國君主，其責任是開國／“大一統(tǒng)”（constitution），或者是諸如漢武帝這種有為君主，其追求屬于憲制重構（reconstitution）。在當今國際學術交流中，如果我們總想著把中國經驗塞進某個外國人的概念系統(tǒng)，塞不進去，或塞得“不圓滿”，就自慚形穢，弄不好我們這些學人就成了“二鬼子”，不能表達自我，甚至也不是被表達，而是主動自我被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