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大約在1890年已成為西半球的霸權(quán)，當時尚未成為美國總統(tǒng)的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曾極其自豪地宣稱下一個一百年將是美國世紀。在歐戰(zhàn)爆發(fā)之前，美國已經(jīng)“解放”古巴，并以武力威脅英國與德國接受有關(guān)委內(nèi)瑞拉與加拿大爭議的美國立場，更支持哥倫比亞叛軍的分裂行動，制造巴拿馬國，該國立即授權(quán)美國興建巴拿馬運河，又試圖推翻英國銀行團支持的墨西哥政府。

在此后的半世紀內(nèi)，美軍干預(yù)中南美洲不下三十余次，不是為了有利于美國的經(jīng)濟或領(lǐng)土糾紛，就是驅(qū)逐美國所不能接受的當?shù)仡I(lǐng)導(dǎo)人，后來又以武力奪取夏威夷與菲律賓作為殖民地，完全是歐洲老帝國主義的手法。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由于殖民地紛紛獨立建國，聯(lián)合國譴責帝國主義為侵略、剝削、高壓，以及侵犯人權(quán)的代名詞。然而當“新帝國主義”（New Imperialism）　在二十世紀之初盛行之時，所有富強之國，幾無不崇奉帝國主義，全力向海外擴張，奪取殖民地以獲取資源、市場、勞力，并于激烈競爭之余，以勝出者為榮。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大多來自歐洲，如大英帝國殖民地遍及全球，號稱“日不落帝國”。

帝國的擴張和帝國之間的競爭與爆發(fā)二十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不無關(guān)系。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德日兩帝國相繼滅亡，英法等國可謂慘勝，也無力維持帝國，西班牙、荷蘭諸國更無論矣！帝國主義幾乎已成為歷史名詞，但帝國主義的本質(zhì)仍然陰魂不散。

二戰(zhàn)后的冷戰(zhàn)局勢形成兩極世界，美蘇爭霸，雖不再爭奪殖民地，卻各擁有附庸國或盟國，視之為“超強”（superpower），稱之為兩大帝國，也未嘗不可。雙方在冷戰(zhàn)意識形態(tài)高漲時期，各以帝國主義相詆毀。美國一直以宣揚民主、自由、人權(quán)自豪，并以此標榜，似乎不符合帝國主義的作為。但美國無疑是在新帝國主義時代崛起的后起之秀，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一樣，向海外擴張、尋求經(jīng)濟利益。

二戰(zhàn)之后世局換新，帝國主義之名雖遭唾棄，實則美國與蘇聯(lián)各成為超級霸權(quán)，主宰全球。蘇聯(lián)崩解之后，美國更獨霸世界，原可憑其實力重整正義公平的世界新秩序，環(huán)球同享和平紅利，可惜美國不僅在意識形態(tài)上依然一意孤行，強加其價值于別國，而且在行動上仍然拉幫結(jié)派，圍堵遏止，仍不脫帝國主義的霸權(quán)傳統(tǒng)，以致介入諸多地區(qū)的動亂，代理戰(zhàn)爭不歇，戰(zhàn)禍未稍遜于冷戰(zhàn)時期。美國既然以世界的領(lǐng)袖自居，亦不諱言霸權(quán)，是不是自稱的“無害的霸權(quán)”（benign hegemony），值得我們檢討。

美國全球策略及其國家行為之所以值得檢討，因其有礙世界和平，而其有害之舉又往往自負具有道德的高度，故不惜強推其國家意志，只顧及本國之利益，而不自覺地漠視他國的利益，對別國之威脅過度敏感而對自己威嚇別國往往無感，政策失誤而又欠深切的反省。美國建國元老原本反對歐洲王權(quán)，原有反霸的傳統(tǒng)；但于百余年間從美東蕞爾小國成為世界強權(quán)，卻不免重蹈帝國主義的覆轍，思維與行為不脫霸道本質(zhì)。

美國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早在1960年代就指出：“美國外交含有最基本的悲劇因素?！彼J為美國持續(xù)不斷地向海外動用武力，卻無法達到施展武力的初衷，其結(jié)果反而造成沖突、危機與戰(zhàn)爭。威廉斯所關(guān)注的是1959-1961年的古巴問題，但他已覺察到古巴危機足以象征美國在二十世紀整個外交的悲劇。威廉斯之見在當年被認為是左派觀點、過激的論調(diào)，頗引起爭議；但從半世紀以后的今日看來，美國在東亞、中亞、中東不時動用武力，幾乎都以損人不利己的悲劇收場。我重讀威廉斯舊作，反觀當前世界大勢，深感他確有敏銳的遠見。

所謂帝國主義是一種國家政策、行動，主張直接以武力擴張領(lǐng)土或以政治與經(jīng)濟實力控制其他地區(qū)。二戰(zhàn)后美國以其超強的實力在全球貫徹其所信奉的理念與制度，即以民主、自由、人權(quán)作為干預(yù)別國的理由。學(xué)者凱南（George Frost Kennan）是二戰(zhàn)后著名的冷戰(zhàn)理論之父，甚至想要以美國無敵的武力來改變蘇聯(lián)的制度。事實上，美國超強的軍事實力連許多弱小國家的現(xiàn)實都改變不了，反而制造更多的亂源，所謂治絲益棼者也。

誠如威廉斯所說，美國的崇高目標未達，反而增加動亂、仇恨、戰(zhàn)爭與苦難，最后果然引火上身，飽受恐怖攻擊之禍，確實頗具悲劇效果。英國二十世紀著名史家湯因比（Arnold Toynbee）曾公開說過：“美國像是一只在小房間內(nèi)的友善大狗，每當它搖動尾巴，就會弄倒一張椅子。”這個比喻非常生動，龐然大物的美國，在整個世界里，當它不友善時，很可能會弄垮整個世界。

二十世紀果如老羅斯?？偨y(tǒng)所料，是美國的世紀，但美國世紀對全球的影響如何？如何說明美國霸權(quán)的悲劇性格對全世界已產(chǎn)生許多負面的后果？美國以公平正義自許，是否不自覺產(chǎn)生并不公平正義的結(jié)果？美國以其自身的價值為普世價值，而欲強加于別國，是否可以接受？美國若以世界警察自居，執(zhí)法是否公平？歸根結(jié)底，美國刻意貫徹其自以為崇高的意志，稱霸世界，本質(zhì)上是否也屬于帝國主義？走過必留下痕跡，答案不妨求諸歷史。

美國人特殊的使命感

美國在十九世紀領(lǐng)土擴張時，有句響亮的口號：“明擺著的命運”（Manifest Destiny），帶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國家使命感，認為領(lǐng)土擴張是命定的命運，一種充滿自信與野心的教條，認為并吞所有鄰近的土地乃是完成上帝所授予美國的道德使命。此一用詞廣泛地應(yīng)用，始于期刊編者歐沙利文（JohnL. O’Sullivan）的一篇文章，宣稱包括英屬俄勒岡在內(nèi)的整個北美大地是屬于“我們的”（此文刊載于1845年7月的The Democratic Review），但其原始含義早于殖民地時代即已有之。從新英格蘭到佐治亞各州人士都深信是上帝的選民，命定擁有新大陸廣大的土地，并將民主自由與基督福音在遼闊的荒原傳播，最后遍布全世界。

美國杰斐遜（Thomas Jefferson）總統(tǒng)于1801年就職演說中就提到，美國需要讓千萬年后子孫有足夠居住的空間。誠如一位美國教授所說：“我們很像以色列古國，也是一個與生俱來的‘彌賽亞國家’（messianic nation），獨立宣言與我們的憲法都界定了此一使命。我們生來就要推行民主、擴張疆域，將自主政府原則向全世界，作為示范。”美國的“彌賽亞自覺”（messianic consciousness）極具活力，其能量除來自杰斐遜所標舉的“天選之國”（chosen country）之外，溫斯羅普（John Winthrop）所表達的“新英格蘭清教主義”（NewEngland Puritanism）同樣有推波助瀾之功。認為新大陸將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國，點亮獨立、革命、民主的熱情。

所以“明擺著的命運”具有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熱情，尊崇上帝意志的選民只能是“白種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顯然也具有“種族主義”(racism)的內(nèi)容，我族優(yōu)于他族。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為民主的典范形成強烈的美國“國族主義”（nationalism），擴張主義的動力來自情緒性的國族主義，而落實于美國的“最高利益”（paramount interest）,勢必走上帝國主義之途。

堅信自己的制度極其優(yōu)越，而且自以為善意地要別人采用，就涉及“明擺著的命運”是不是一種帝國主義思想的根源？哈佛教授牟克（Frederick Merk）受到美國著名史家透納（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邊疆理論的影響，認為西進運動是民主向邊疆的擴張，并無額外的領(lǐng)土要求，所以與帝國主義無關(guān)。

牟克作此論斷時，因未能生見十九世紀末美國向海外的擴張，以及星條旗飄揚到菲律賓的情況，足見邊疆可以從陸地再擴張到海洋的?！懊鲾[著的命運”在1840年代尚是自我優(yōu)越感的民族情緒，到了1890年代就成為擴張行動的精神后盾。耶魯教授亞當斯（EphraimD. Adams）在1913年面對美國在海外擴張的事實時，特別為“明擺著的命運”的理念作道德的解釋，說是要與世界分享美國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與快樂。但另一位美國學(xué)者弗萊明（DennaF. Fleming）不以為然，斷言“明擺著的命運”根本就是美國帝國主義的代名詞。

美國原是英國殖民地，厭惡并反對歐洲的帝國主義，但自命在道德的光芒下，不自覺地成為一丘之貉。美國總統(tǒng)杰克遜(Andrew Jackson)批評歐洲帝國主義最為嚴厲，卻在任內(nèi)擴充領(lǐng)土最多；美國國務(wù)卿海約翰（John Hay）于1901年高唱門戶開放，實際上是要與其他帝國主義國家利益均沾；威爾遜總統(tǒng)出兵歐洲是要為確保世界的民主而戰(zhàn)，已見到美國有領(lǐng)導(dǎo)世界的野心。

美國霸權(quán)以道德自詡，自認為具有至高的社會價值、與眾不同的高尚使命，因而有運用其道德原則的特殊權(quán)力。但這是不切實際的假議題，因道德是個人的品德與行為，有道德的人不可能是一自私自利之人，但在國際上美國最重其本國的利益，要求擴大其本國利益而損及他國利益，正與道德反其道而行。

美國的特殊使命感有好幾個思想淵源：西方文化中早有“天賦人權(quán)”之說，所謂“天賦權(quán)利”（natural right）就是指由神明所賦予的包括道德與真理在內(nèi)的“自然律”（natural law），根據(jù)自然律訴求諸如財產(chǎn)權(quán)、民權(quán)、民主權(quán)、主權(quán)之合法性。自然權(quán)利后來發(fā)展到國族主義的訴求，十八世紀的革命運動就是受到國族主義的啟發(fā)。更奇特的發(fā)展是“天賦權(quán)利”成為美國擴張主義的“道德依據(jù)”（moral rationale）。自由航行權(quán)作為在新大陸擴張的依據(jù)，更露骨的是“天賦的安全權(quán)”（the natural right to security），這是自我免于任何禍害的權(quán)利，卻不顧踐踏到別國的安全。

類似雙重標準對上帝選民來說就是他們享有的命運，他們標榜政府必須要得到被統(tǒng)治者的同意，但在取得路易斯安那(Louisiana purchase)大塊土地時未必得到當?shù)鼐用竦耐?。美國政府?786年也曾保證不會取走一尺在地的印第安人的土地，但到1840年密西西比河以東的土著有計劃地被強迫遷走，清空而后奪其地。連當時的美國內(nèi)政部長都承認“我們”對待印第安人極大部分的記錄包括毀約、不公義戰(zhàn)爭與殘酷剝削。墨西哥人的遭遇也好不到哪里，他們被認為是“墮落的民族”，必須征討而后奪其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