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智庫需要怎樣的“斗爭性”？

無論從《十問美國民主》研究報告的實踐親歷來說，還是從美國智庫演變對國家崛起的作用來看，百年大變局下，新時代中國智庫的作為與“斗爭性”密切相關。

21世紀以來，繼經(jīng)濟實力增量結構出現(xiàn)“東升西降”的變局后，西方領銜的國際話語霸權體系也出現(xiàn)了松動。以自由、民主、人權為主體概念的西方話語霸權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公信力危機，以秩序、生命、發(fā)展為核心理念的中國話語影響力空前提升。但美國話語霸權不可能一夜坍塌，以智庫、媒體及其他知識界為核心的美國機構一定會繼續(xù)以“斗爭性”為手段，對中國形象、話語、狀況進行前所未有的攻擊、抹黑、歪曲。

可以想象，未來中美話語權之爭將更加激烈，這就給中國智庫“斗爭性”提出更高要求，類似《十問美國民主》的智庫報告必須更多地問世、傳播?；趯嵺`經(jīng)驗，筆者認為，中國智庫的“斗爭性”至少要有以下幾點：

第一，具有“斗爭性”的中國智庫，須基于時代使命與思想解放，樹立對外爭奪國際話語權的職業(yè)理想。

當前中國知識界不少人普遍對美國存在不切實際的交往幻想，以為墨守成規(guī)，美國就能夠對中國和顏悅色，有的學者甚至還怪責中國政府，以為是中國先搞壞了中美關系。這導致中國知識界一些人往往把那些敢于批判美國的學者視為“左派”、“民族主義者”甚至“反美者”。其實，敢于向那些壓制中國的外部勢力展開斗爭，是捍衛(wèi)自身利益的應有之舉，也是助力本國發(fā)展的必然路徑。中國在扶貧、基建、科技、5G、治安等領域取得快速發(fā)展的客觀事實，促使中國智庫不應對外部勢力的否認、抹殺、歪曲、造謠而沉默不語、無所作為。

如果說新中國建立最初70年知識分子的時代使命就是為解決“挨打”、“挨餓”而做出思想與實踐貢獻的話，那么，新時代中國智庫的時代使命就應該為解決當下的“挨罵”而付出持續(xù)的努力。敢于斗爭、善于斗爭、以斗爭求合作、以斗爭求團結，是解決“挨罵”難題的唯一路徑。

光靠寫內(nèi)部參考肯定不是中國智庫工作全部，光靠西方理論肯定理解不了中國現(xiàn)實，光靠堆徹固有文字資料肯定無法影響世界。中國智庫的“斗爭性”包括但不限于對外爭奪國際話語權，比如，對那些誤解、歪曲與造謠中國的外部聲音、文章、人物要進行澄清、辯論、批駁，對那些被沉積、遺忘與忽視的中國故事、人物、文化要進行國際研究、總結、傳播，對那些壟斷、誤導與荒謬的西方概念、理念與偏見要進行解構、重塑、糾偏，對那些愿意了解、交往與幫助中國的國際友人、機構與想法要進行對接、幫助與吸收。

事實上，從學理層面看，19世紀以來的西方社會科學體系已成為世界可持續(xù)發(fā)展與自我認知的“核心理性障礙”，需要全面“否思”。中國智庫“斗爭性”的核心要旨就是推動社會科學的否思。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圍繞我國和世界發(fā)展面臨的重大問題，著力提出能夠體現(xiàn)中國立場、中國智慧、中國價值的理念、主張、方案。我們不僅要讓世界知道“舌尖上的中國”，還要讓世界知道“學術中的中國”、“理論中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中的中國”，讓世界知道“發(fā)展中的中國”、“開放中的中國”、“為人類文明作貢獻的中國”。從這個角度看，《十問美國民主》僅僅是解構美國民主神話、介紹中國民主現(xiàn)狀、重塑人類民主等重大時代使命的萬里長征第一步，更多中國智庫需要解放思想、兢兢業(yè)業(yè)、孜孜以求地為奪取中國國際話語權而奮斗終生。

《十問美國民主》報道

第二，具有“斗爭性”的中國智庫，須基于政策改革與運營創(chuàng)新，增加全面運營與機構建設的系統(tǒng)投入。

智庫與學術的從業(yè)主體、研究旨趣、工作內(nèi)容等存在巨大差異。從事學術工作的學者更多是以研究旨趣為導向，通過個人的閱讀、思考與寫作來實現(xiàn)在某個學理問題的自我思想突破。而從事智庫工作的學者則更多要以務實效果為導向，個人的閱讀、思考與寫作僅僅是整項工作鏈條中的一部分，前端需要官方指引、團隊策劃、經(jīng)費支撐，中端需要集體討論、文稿打磨、編輯核校，后端則需要論壇發(fā)布、媒體推廣、反響反饋。

筆者全程參與領銜《“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十問美國民主》研究報告的發(fā)布會，引起全球總計近10億的閱讀量，本質上都是集體智慧與團隊合作的結晶，每個報告參與策劃、運營和寫作的人員總計都超過30人，每份報告預算都在100萬元左右，耗時數(shù)月，且在發(fā)布后仍需要持續(xù)追蹤、推廣與總結復盤。這些還都不包括與之相匹配的國際人脈與傳播鏈條上的各項投入。

換句話說，一份真正具有“斗爭性”的中國智庫報告實際上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很難僅僅通過一個人、一次寫作、一場論壇就完結了，而是考驗中國智庫整個運營機制建設的進展，還包括智庫發(fā)展所包含的政策環(huán)境，背后則折射了中國參與全球治理進程與國家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水平。

事實上，中國智庫與美國智庫之間基于國情有不少差異，但也有不少明顯的差距。這些差距不完全體現(xiàn)在研究者本身，而是在于整個智庫發(fā)展的系統(tǒng)投入。這就可以解釋排名前20位的美國智庫年度總預算基本都在3000萬美元以上且人均年度支出約50-80萬美元，而中國智庫僅有像中國社會科學院等少數(shù)幾家官方智庫，總預算是超過2億元且人均年度支出僅有30-50萬元。這其中還不包括政策改革與機制創(chuàng)新所需要的成本與差距。由此看，中國智庫“斗爭性”的增加是一個長期的龐大工程，離不開系統(tǒng)投入的持續(xù)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