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歷史的終結”“文明的沖突”“債權帝國主義”，這些全球流行詞匯，都是由美國著名智庫提出，引導著國際話語敘事，也讓中國智庫學者不斷發(fā)出疑問：什么時候，中國也可以有自己的“蘭德”、“布魯斯金學會”？

2013年，中央決策層首次提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至今已經十年有余。智庫未來發(fā)展的狀況與方向，也成為中國知識界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zhí)行院長王文新著《思想坦克：中國智庫過去、現在與未來》（商務印書館出版）以自己十年智庫生涯為例，提出“哲學社會科學百萬大軍”、“智庫與學術異同”、“平視美國智庫”、“全球思想價值鏈”等觀點及深度論述，非常具有參考價值。

為此，觀察者網近期對話王文，對智庫新定位、智庫發(fā)展困境與智庫的斗爭性等重點問題做了進一步討論。

《思想坦克》，王文著，商務印書館

智庫應重視思想進攻力

觀察者網：您提到“智庫本身就是一種為政府決策咨詢而產生的行業(yè)，不必諱言與政府的合作、協作甚至是服務的關系”。很多人會因此將智庫定位為是一個宣傳喉舌，您怎么來定位和把握智庫與政府的關系？

王文：作為一名智庫運營者，同時也是智庫研究者，我深刻地感受到許多中國學人對“智庫行當”的誤解，“宣傳喉舌”是誤解之一，還有就是把“智庫”視為寫內參、報政策建議的行當。

事實上，智庫功能遠比人們想象的要復雜得多。我在2014年《重建中國智庫》學術論文中曾提出“咨政”、“啟民”、“孕才”、“伐謀”等四項智庫功能，即對內則政策咨詢、對外則溝通民眾、對未來則孕育人才、對國際則傳播中國。

從中國文人知識分子的自我追求來看，自古以來，中國學者就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遞進式的個人修養(yǎng)與遠大理想，以及所謂“出世”、“入世”的使命差異。

一般看來，所謂“出世”者，講究“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論語·微子》），希望探索天下大經、大法、大道，問詢宇宙萬物的本源，深究個中細節(jié)的原理，像是現今從事學術的學者群體，旨在關心與現實相對較遠的話題與理論思考；所謂“入世”者，則講究“群臣有待問之時，諫官有請對之時”（《讀通鑒論》），投身于社會與國家事務，為決策者出謀劃策，輔佐幕主平邦治國，與當代智庫學者的角色一脈相承，旨在探索與政策緊密相關的問題并尋求解決方案。

由此看，智庫作為因政府決策咨詢而生的一個行業(yè)，功能是非常復合的。簡化點講，學術研究的現實目標就是發(fā)表論文。論文在期刊發(fā)表后，基本上一項學術工作任務就大體結束了。但智庫卻不是這樣的，或報送內參，得到批示后，還要繼續(xù)論證調研推進；或幫助政府溝通社會，如黨代會、兩會結束或重大政策出臺后，智庫學者需要公開解讀；或對外展開公共外交，溝通他國智庫，講好中國故事，等等。

這些復合式工作的基礎是“思想力”，即需要擁有影響他人的思想生產與傳播力。這正是100多年前歐美國家有一批學者認為“思想”（think）就應該像“坦克”（tank）那樣有干預力、傳播力、進攻力，于是有了“智庫”這個現代職業(yè)。拙作《思想坦克》就是把“智庫”（think tank）英文進行了中文直譯，以提示同行們對外、對內、對未來、對國際都需要重視思想傳播力，這遠遠比所謂“宣傳喉舌”功能要復雜得多。

觀察者網：在這一點上，也會有人會以美國智庫作為對比，強調智庫的“獨立性”。您認為智庫研究存在“獨立性”嗎？如何確保研究的可信度？

王文：美國智庫常以“獨立性”自居，而中國學界通常也自我訓誡須提升獨立性。一方面，如果只是從研究方法、推導過程、資料收集等角度來看，智庫研究當然需要提升自主性，且研究過程的“獨立性”應該是智庫的核心價值之一，也是研究可信度的重要保證；否則，極易陷入重復建設、創(chuàng)新不足、人云亦云甚至抄襲他人的陷阱中。

另一方面，智庫這個行業(yè)的職業(yè)目標就是服務于政府的決策咨詢，與政府有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政府日常頻繁的互動是職業(yè)應有之意。智庫工作不是閉門造車，更不是談“官”色變。標榜絕對的“獨立性”，要么會造成自娛自樂的天真印象，要么就是刻意隱瞞與其他機構之間不可告人的機密。

根據我多年對美交往的經驗以及各類公開資料的披露，美國智庫處在復雜而龐雜的社會與政治網絡體系中，與政界、企業(yè)、媒體均存在著密切的關系。

從政治角度看，“旋轉門”機制使美國智庫與政府有著牽扯不清的聯姻與輪坐關系，例如，智庫為提升決策影響力有時不得不迎合政府；又如，為輸送更多下屆政府的后備官員，不得不押寶某位總統(tǒng)候選人。

從資金角度看，利益集團的捐贈使得美國智庫很難做出背離捐贈目標的工作，例如，美國智庫學者發(fā)表觀點與發(fā)布報告，不能不考慮捐贈者的意識形態(tài)、政治偏好和價值取向。

從媒體角度看，美國智庫學者為迎合媒體固定的受眾，往往屈從于聳動、過激的標題而喪失應有的嚴肅與客觀性。

盡管美國智庫界也有少數特立獨行者，但正如美國學者詹姆斯·史密斯在《思想的掮客》一書所述，“處于真空中未經人類生活中實際政治問題考驗的知識，是滑稽而虛無的”，美國智庫所謂的“獨立性”，不是空中樓閣或無本之木，而是與其特定的文化、政治、社會環(huán)境密切相關，中國學界不必美化美國智庫“獨立性”。

摘自《全球智庫影響力評價報告2022》

觀察者網：但這里又有個矛盾點，我們一方面批評美國智庫為政策做服務，是宣傳機器，一方面又認為中國智庫應該官學共鳴，由官方指導智庫，智庫建言官方，為宣傳政策服務。中國智庫和歐美智庫的本質性區(qū)別是什么？

王文：中國智庫和歐美智庫的本質性區(qū)別就在于，我們處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國家，需要推進實現“知識報國”“思想為民”的根本目標。這個根本目標與所謂“智庫是第五權”的歐美智庫定位并不相符，相反，與古代“習得文武藝，貨與帝王家”、“了卻君王天下事，贏得生前身后名”的士大夫情結多少有一脈相承之處。這正是為什么中國知識分子通常以“社會良心”為最高要求來自居、共勉，希望致力給國家發(fā)展與人類進步做出積極貢獻。

在歐美國家，也有不少值得令人尊敬的智庫及其學者，如基辛格，但正如我在《思想坦克》所說，千萬不要神化美國智庫的“正能量”。近年來，美國智庫自覺不自覺地給美國政府出了不少餿主意甚至壞主意。

例如，2001年小布什執(zhí)政后退出183個國家批準的應對氣候變暖的《京都議定書》，特朗普執(zhí)政后又退出近200個國家簽署的《巴黎協定》，背后都是美國智庫在推波助瀾。部分美國智庫受到高污染能源巨頭科氏工業(yè)集團和?？松梨诘馁Y助，掀起了狂熱的“反氣候變化運動”。諸如哈蘭學會、加圖研究所和傳統(tǒng)基金會等智庫致力于“自由市場解決氣候變化的方案”，利用國際會議、媒體文章、工作簡報等方式，全面駁斥“世界上97%氣候科學家都支持的變暖事實”，可謂是一場“意識形態(tài)圣戰(zhàn)”。美國政府至今沒有批準加入152個國家簽署加入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退出旨在限制導彈發(fā)展的《反導條約》，加劇了地區(qū)緊張。而這些建議同樣出自美國智庫。

更糟糕的是，近年美國政治氛圍越來越陷入“冷戰(zhàn)”思維與反華反共的“新麥卡錫主義”，頑固地意識形態(tài)劃線，蘭德公司、戰(zhàn)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企業(yè)研究所、傳統(tǒng)基金會、進步中心等美國智庫不斷地拋出遏制中國的智庫報告，建議全面對華戰(zhàn)略競爭、惡化中美關系，使世界面臨新“冷戰(zhàn)”的嚴重風險。

此外，在國際問題上，美國智庫習慣于對外發(fā)聲，卻主要是傾向于建議用霸權主義壓制方式處理分歧。尤其是在俄烏沖突問題上，美國智庫一邊倒地譴責俄羅斯，支持對俄羅斯進行嚴厲制裁，絲毫不反思美國多年來在俄烏矛盾中的“拱火”“煽動”，以致事態(tài)越演越烈。美國成為國際沖突的最大麻煩制造者。在國內問題上，無論是醫(yī)保難題、槍擊困境、種族分歧，還是金融危機、通脹風險，數以千計的美國智庫同樣沒有給出對癥下藥的良方。

更令人感到可悲的是，現在美國智庫充斥著一批胡說八道、屢屢犯常識錯誤的所謂“學者”，其不負責任，不考慮知識分子應有的客觀度和責任心，只求媒體曝光度和項目吸金力，對國際合作、國家發(fā)展、社會公平均造成了負向的、消極的影響。

換句話說，同樣都是為做著政府咨詢的事業(yè)，不少美國智庫往往傾向于通過支招政府如何破壞世界的方式，來實現美國維持霸權的地位，如挑動區(qū)域沖突；而多數中國智庫往往傾向于通過支持政府如何建設世界的方式，來實現中國國家崛起，如推動“一帶一路”共建。從這個角度看，美國智庫在助力國家發(fā)展與人類進步進程中正能量的缺乏，是21世紀以來美國相對衰弱的重要原因。

觀察者網：智庫要為政策服務，很多時候也會被輿論誤解。怕不怕挨罵？智庫研究者如何保持研究定力，不受輿論的沖擊隨風搖擺？

王文：的確，智庫學者很容易在風口浪尖，不是所有研究人員都能做得很好。十多年來，我越來越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如果我的內參獲得最高決策層批示，我有時會擔心會不會得罪了具體執(zhí)行部門負責人，好像是給首長“打小報告”似的。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發(fā)聲，會受到觀念不同、立場不同或者信息獲取不同的民眾的誤解甚至批判。但我仍然熱愛著這份職業(yè)，享受著職業(yè)的成就感以及與時代、國家共呼吸同命運的榮譽感。

對于如何保持研究定力，每一位智庫學者都有不一樣的方法論，對我而言，至少有三點：一是勤于調研。比如，2022年俄烏沖突，我就赴戰(zhàn)爭前線調研，去了俄羅斯21個城市，到克里米亞時差點遭受空襲，所以這兩年來，我對俄烏沖突的分析與觀點都富有前瞻性與準確性。二是保持冷靜，切忌嘩眾取寵。三是潛心閱讀，從各方獲取消息。從這些角度看，智庫學者遠比純學術學者更不容易，不過，我很享受于這種“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