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媒體帝國主義（Media Imperialism）的反抗

后來，南方國家逐漸出現(xiàn)了一些抵抗。當時這個世界東西對立、南北對立，南方國家是前殖民地國家，它們開始強烈地感受到了媒體帝國主義對它們的統(tǒng)治。它們本國的重要事情全是由西方通訊社來解釋、給出定義，所以南方國家就采取了一系列行動來抵抗帝國主義的這種統(tǒng)治。

在南方國家的集體行動之前，西方其實已有一批左翼學者提出了一些理論，這些理論實際上直到今天也非常有效。比如，1968年西方一些民間協(xié)會在南斯拉夫召開過一個會議，會上提出，控制人思想的體系已經日趨完善，外國的思想源源不斷地強加到別國人民的頭腦中，以至于當代社會人們的頭腦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成為外國思想的俘虜——半個多世紀之前，關于系統(tǒng)地對人民進行洗腦，就有如此明確的表示了。

1969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蒙特利爾會議上就指出過一個問題：新聞媒介雖然能夠擴大國際共識，但是文化間的信息流通并不見得會提高國際共識；事實正好相反，我們認為當前所謂的信息自由流通，實際上是信息單向流動，而非真正意義上的信息交流。

在這些西方左翼學者和南方國家與北方國家的對抗中，我們要注意到一個現(xiàn)實——中國一直是缺席的。西方利用對新聞和真相的控制，對世界現(xiàn)實進行歪曲，而我們對西方媒體霸權的反抗是很晚以后才形成的。

大家記得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國內興起過Anti-CNN的運動。那時國人突然發(fā)現(xiàn)西方媒體完全不顧事實真相，針對中國進行了大量的歪曲報道，為此我們才產生了Anti-CNN這一運動。那時民間使用的一些話語，其實早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就已被南方國家、西方左翼學者所使用了，我們晚了相當長一段時間。

演講現(xiàn)場

第三個戰(zhàn)場就是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是針對西方媒體帝國主義進行斗爭的主戰(zhàn)場。

1970年代初，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了一個決議，要求總干事在下一次全體會議上遞交一份關于利用大眾媒介鞏固和平，增強國際共識，反對戰(zhàn)爭、種族主義、種族隔離的草案宣言。這已明確提出，全球大眾媒介本身要有集體的正義性，要反帝反殖、反種族主義。這要求促成了1978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宣言——《大眾傳媒宣言》（Mass Media Declaration），全稱《有關大眾媒介為加強和平與國際共識，為促進人權以及反對種族主義、種族隔離與戰(zhàn)爭煽動而做貢獻的基本原則宣言》。

《大眾傳媒宣言》基本上包括了三方的立場：一方是當時以蘇聯(lián)為首的東方陣營，一方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陣營，一方是不結盟運動國家南方陣營。這三方的立場都很鮮明：東方陣營主要強調媒體的責任，這跟現(xiàn)在我們中國政府的立場很相近；西方陣營當然一如既往，就是強調自由；南方陣營強調的既不是責任也不是自由，而是平衡。三方反復博弈，最后形成了一個把這三個詞都包括進去的宣言。但是，“責任”這詞只出現(xiàn)了一次，代表美國西方立場的“自由”出現(xiàn)了7次，代表不結盟國家立場的“平衡”出現(xiàn)了4次。

1980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又推出了一個很著名的報告，即《麥克布萊德報告》（The MacBride Report），又名《多種聲音，一個世界》。麥克布萊德（Seán MacBride）是愛爾蘭人，是一個非常著名的反帝斗士，他在1974年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報告以他的名字命名。這個報告一共給出82條建議，建議媒介和新聞應該既允許一定的自由，又強調責任，還應該有平衡。

西方的妥協(xié)與反攻

但是人們會發(fā)現(xiàn)，所有的這些反抗最終好像沒有什么特別的效果。到了80年代，西方進行了一次有組織的反攻，現(xiàn)在回顧來看，基本上可以說三拳兩腳就把這么多年東方和南方的努力給打垮了。這是怎么回事？

三方前前后后經歷了多次斗爭和博弈，但是結果80年代出現(xiàn)了一件事。西方說，你們一直說我媒介帝國主義，因為我有各方面的優(yōu)勢，特別是我有技術上的優(yōu)勢，那么好吧，咱們通過聯(lián)合國實行一個計劃，我用技術援助所有的南方國家，我把我的電臺、電視臺、我現(xiàn)時所具有的各種先進電子技術、通信技術都援助給你。最后形成了“媒體發(fā)展援助計劃”。

這個計劃集中了上億的美金，一共大概有十幾個出資國，幫助第三世界國家發(fā)展現(xiàn)代的媒體技術、建立媒體產業(yè)。今天我們可能已經難以想象，印度當時是13個出資國之一，而中國是被幫助的對象。中國今天的傳媒大學曾經有兩個項目，就是來自于這個計劃。

剛開始發(fā)展中國家以為，似乎可以通過這種形式來彌補和西方的差距；但是這個計劃實行了一段時間之后，發(fā)展中國家發(fā)現(xiàn)效果正好相反，因為對西方的依賴更強了，信息的流動更加不對稱了——原來還可以用自己很有限的媒體力量來對抗，結果用了人家的廣播設備，用了人家的工程師，用了人家的一整套專家系統(tǒng)，更沒話說了。這個計劃最終實際上是失敗的。

這是西方的第一波反攻。接下來事情就愈演愈烈。

大家知道所謂的新自由主義革命，大約就是從上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到了80年代初期，隨著里根、撒切爾的上臺，整個西方的一次右翼大反攻就開始了。這一次反攻包括了對南方和東方自60年代中期開始十幾年來針對媒體帝國主義的左翼的進攻。大約是在那個時期，西方21個國家在法國召開了一個關于媒介的會議，這次會議發(fā)表的宣言宣告了西方大反攻的開始。

他們提出媒介的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完全修改了當初南方國家和東方國家提出的信息的獲取和傳播是基本人權這一概念。南方國家提出的基本人權立足在世界每一個公民都應該有獲得各種信息的基本權利，但是在法國的這次會議上，西方國家提的是媒介權利，而實際上只有西方那些已經在歷史上形成壟斷性的全球大媒體具有相應的權利，這樣一來，就把整個方向扭轉了。

到了1983年，美國政府開始公開攻擊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認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破壞媒介自由、破壞言論自由。那時候美國官方，從副總統(tǒng)布什到國務院發(fā)言人再到國務卿，都開始對教科文組織發(fā)起連續(xù)攻擊。到了1984年，美國、英國就正式退出了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

隨著美國和英國的退出，實際上世界左翼力量針對西方媒體自由主義的這一場進攻，基本就失敗了。從那個時期之后，西方關于言論自由、媒介自由的論調開始甚囂塵上。

因為我們中國70年代末才開始改革開放，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希望與國際接軌，和西方和平共處、合作共贏，所以在這么一個格局里，中國沒有參與到這一輪博弈中。到了90年代末、21世紀，中國發(fā)現(xiàn)西方媒體雙重標準，然而其實我們后來使用的很多話語，在50多年前都已經在國際論壇上用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