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事件，是在美國單方面試圖和中國脫鉤的大背景下，中美開始爭取世界國際秩序和規(guī)則的主導權的縮影。表面上看，是越來越多的中國公司退出美國股市，但實際上也從側面反映，對中國企業(yè)和投資者來說，哪怕是美國華爾街這一目前全球融資的中心，正在變得日益可有可無。

畢竟，從購買力平價（PPP）的角度來說，中國很多年前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即使按照匯率來算，按照主流經濟學預測，中國經濟整體實力超越美國也就是十年左右的事情。中國的本土市場已經足夠強大，自身的資金已足夠充足，而且不難從世界其他地方吸引更多資金。所以，這件事情雖然是美國最早挑起的，但是，什么時候會結束就不是美國能說了算。中國內地和香港的股市用自己的一套秩序和規(guī)則，來和美國股市抗衡，并開始進而爭奪國際金融和投資的主導地位，究竟鹿死誰手、亦未可知。

說到底，只要沒有新的產業(yè)革命或科技突破，西方作為成熟市場，產生增量業(yè)務的可能性有限；而中國的優(yōu)勢，恰恰在于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增量市場，而且中國在科技、軍事、前端產業(yè)等的實力已經接近甚至在部分領域超越西方。即使是現(xiàn)在，中國電影的整體票房已經超過美國，中國汽車銷量已經連續(xù)十二年全球第一，最近中國也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消費國等等。

現(xiàn)在中國的人均GDP不過是美國的六分之一，如果未來中國人均GDP能達到美國的一半，那么中國的經濟總量就要比整個歐盟和美國加起來還要大。因此，未來的中國市場之大，不僅可以支持本土企業(yè)，還可以支持一眾外資和外國企業(yè)。對于許多歐美的優(yōu)秀企業(yè)來說，如果繼續(xù)在中國開展業(yè)務，將來從中國市場中獲得的利益超過其本土市場，很可能只是一個時間問題。

而且，像通用汽車、特斯拉和蘋果等美國公司，他們在過往從中國投資中獲得的收益，還不僅僅是豐厚的利潤回報。這些公司通過在中國整合業(yè)務、利用中國的人才和生產優(yōu)勢、技術交流等，確保了這些企業(yè)在行業(yè)中的國際領先地位。

埃隆·馬斯克（Elon Musk）曾經多次強調，對特斯拉最具競爭力的公司可能來自中國。這也意味著更進一步說，外資和外國的企業(yè)如果不能在中國市場的激烈競爭中生存，在國際上就有淪為二三流企業(yè)的風險。也正因如此，美國自特朗普開始的一系列試圖在經濟上與中國脫鉤、希望實體產業(yè)回流美國或至少遷出中國的做法，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廂情愿。

所以，哪怕代表美國本土資本和企業(yè)的保守派媒體天天鼓吹中國威脅，把跨國資本和企業(yè)在中國的投資看作是“資敵“行為，并且對一些在中美兩國“兩頭下注”的投資者大肆口誅筆伐；但是，世界經濟的未來終歸還是在中國。美國有很多明白人，就像提出“軟實力”概念聞名的約瑟夫·奈就很坦白地說過，“認為我們可以在不付出巨大經濟代價的情況下，將經濟與中國完全脫鉤的想法是錯誤的”。畢竟，貿易全球化受益的不只是中國，西方世界也不是鐵板一塊。

也正是在這種大背景下，變換秩序和規(guī)則的主導者，對全世界的企業(yè)和投資者來說，其實問題并不大。更何況，中國近年來的法治建設已經有長足地進步，以《民法典》、《外商投資法》等一些列法律和規(guī)定對私權和私有資本提供的保護，與國際上的慣常做法已經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差別。

隨著中美兩國的對立和沖突繼續(xù)加劇，在最壞的情況下，中國甚至可以放棄美國市場（包括去美國的資本市場融資等）；但是，美國卻不大可能主動放棄美國資本、企業(yè)和投資者在中國市場越來越大的經濟利益。

這也是為什么，短期來看，中美兩國針尖對麥芒式的對抗和沖突會造成所謂的“站隊”問題。即使這樣，世界上的大多數國家卻已經沒有當年美蘇對抗時的盲從。1980年前蘇聯(lián)耗費巨資在莫斯科舉辦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奧運會，美國發(fā)起的外交抵制有60多個國家參與；今年的北京冬奧會，跟隨美國聲稱不派官員的國家只有寥寥幾個。

當然，美國通過其朋友圈對中國搞一些小手段來圍追堵截，一時也會對中國部分受影響的企業(yè)發(fā)展造成一些困難。但是，長期來看，只要中國市場能夠接替美國市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市場，并且能夠穩(wěn)定成為助力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國的話語權和在國際規(guī)則和秩序中的地位必然會上升、甚至還會超過美國和歐盟，這是大勢所趨。

事實上，在國際合作這一鄰域，通過上文所說的第二個事件，我們就已經可以看到東風壓倒西風的端倪。就全球基建投資來說，我們暫不考慮美國提出的“重返更好世界倡議”和歐盟推出的“全球門戶”計的地緣政治本心，單從其利益訴求看，無非是要通過發(fā)展北非、中東和中南美洲等地的經濟，來減緩美國和歐盟越來越嚴重的難民和非法移民問題。這與中國倡導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真心真意想把“一帶一路”國家納入到與中國一起快速發(fā)展的康莊大道來說，可以說是高下立判。

然而，如前文所述，美國代表的西方世界在發(fā)展中國家所作的合作和援助，過去一向以自身利益為導向。哪怕金額和項目數量上要超過中國，但以貸款和援助為主、“授人以魚”的方式，根本解決不了發(fā)展中國家亟需面對的發(fā)展問題。事實上，如果勉強把巴拿馬運河算成是美國為發(fā)展中國家做出的建設項目的話，那么這個項目建成之后的一百多年，美國再沒有其他重要的基礎建設項目施惠于其他發(fā)展中國家。這與新中國從建國后不久，就開始大力投入非洲坦贊鐵路等項目，自始就熱情為發(fā)展中國家助力有天壤之別。

所以，美國、歐盟相繼推出各自版本的與基建合作計劃，本身就是對中國的一帶一路的響應，也是對其過去國際合作和援助進行的一次方向性修正。如果美國、歐盟等西方世界，真正開始學習中國，為發(fā)展中國家的基建助力，讓這一國際合作趨勢一旦切實得到實施和落實，那么從提升人類社會的福祉這一真正大義的角度來說，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更進一步來說，在國際合作領域，中國通過“一帶一路”等，已經在事實上成為相關國際標準和秩序的主導者。不管美國和歐盟再去如何糾纏他們的偽“大義”和“價值觀”，只要有中國的珠玉在前，以結果為導向的國際合作必定會成為新的指標。未來，在各國獨立自主發(fā)展的大原則下，國際秩序和規(guī)則真正以發(fā)展全世界老百姓的福祉作為人類社會的大義，所有有益的方法都可以采用，而不再會是只有西式自由民主一種配方。

總之，“中國治下的世界和平”并不是說中國要與西方世界爭霸，因為我們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樣的愿景方案，本身就是本著共榮共存、合作共贏的思路。令人遺憾的是，現(xiàn)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仍然沉浸在冷戰(zhàn)的迷思當中，一如既往地挑起和中國、俄羅斯等國之間越來越無意義的意識形態(tài)之爭。而且，西方主流社會仍然固執(zhí)地把任何有社會主義思潮或國家主義傾向的政策，不管其成效如何，通通看作“大毒草”。

相比之下，今天的中國社會已經足夠成熟和自信，我們已經完全不再把自由主義秩序和思想看作是洪水猛獸?，F(xiàn)實中，“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這一實事求是的態(tài)度也意味著我們堅持結果導向，任何真正有利于中國的自由主義政策，我們都會積極采用。對于包括西方世界在內的建設性批評，我們也能夠虛心接受。

這些也正是為什么近年來西方世界越來越困難重重，而中國卻能夠順勢崛起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俺林蹅扰锨Х^，病樹前頭萬木春”，當我們面對西方這樣“沉舟”和“病樹”時，未來已來，“中國治下的世界和平”也完全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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