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這一種傾向，比較有代表性和影響力的西方言論和著述包括：《中國軍事現(xiàn)代化》（2004，David Shambaugh），《中國紅色資本家》（2003， Bruce Dickson），“中國即將到來的變革”（2001,  《外交事務》雙月刊，，“中國的新革命”（美國《時代》周刊封面特別報道，2005）,　“中國如何主導世界經濟”（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報道，2005），“中國龍：新的世界強權的誕生”（德國《明鏡》周刊，2004?！?

另一種西方中國觀的主導情緒是無所不在的質疑。這種質疑的聲音，幾乎伴隨著中國每一步的起起伏伏，波波折折。在中國取得成功時，你可以聽到如背景音一般的陣陣懷疑聲；在中國遭遇挫折時，這種聲浪立刻匯集成一股潮流，吞噬掉剛剛萌芽的一些積極正面因素，將中國形象瞬間打回原形。

這種質疑，主要聚焦在幾個主要的問題上：中國的發(fā)展是否可以持續(xù)？中國共產黨是否能夠繼續(xù)其威權統(tǒng)治？中國的發(fā)展對于世界來說，到底是福是禍？這種普遍的質疑聲，在2003年中國非典危機時，達到了某種程度的最高點。

代表這種情緒的有影響力的作品包括：《中國即將崩潰》（2001，章家墩），“中央帝國干渴難耐”（2000， 《外交事務》，William  Gamble），“中國奇跡背后的幻象”（2004，《外交事務》雙月刊，George Gilboy）；“當中國改變后”（2000，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報道），“非典病毒：這是否會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2003，英國《經濟學人》封面報道）?！?

最后的一種傲慢情緒，更多是延續(xù)數(shù)百年來西方對華態(tài)度中那種居高臨下的慣性態(tài)勢。這種傲慢，不同于簡單意義上的輕視和貶低，而是一種夾雜著獵奇、看笑話、“不明就里”所以“不置可否”的隔岸觀火狀態(tài)。它既可以是驚奇之后的自我解嘲，也可以是懷疑之后的自我安慰。

美國著名的國際政治學者Aaron Friedberg 在其2011年出版的《爭霸：中美在亞洲的主導權之爭》一書的前言中，這樣記述二十一世紀頭幾年彌漫在華盛頓“中國專家圈子”里面的共同情緒：“絕大多數(shù)我遇到的中國問題專家們幾乎都認為，所謂的中美敵手關系，要么是根本不可能出現(xiàn)，要么是太恐怖以至于無法設想，要么是太危險以至于根本不能討論——好像討論這個問題都會增加它出現(xiàn)的幾率一樣”。細究來看，Aaron Friedberg所描述的恰恰是中國發(fā)展過程中那稍縱即逝的換檔磨合期，以及中西方關系從一個層級過渡到另一個層級的模糊階段。

當然，在西方主流政治精英和決策者的眼中（當時處于統(tǒng)領地位的是美國的新保守主義團隊，他們相信二十一世紀仍舊是“美國世紀”，并且誓言要將一切潛在的敵手消滅于萌芽狀態(tài)），中國和西方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既夠不上朋友的資格，也算不上一個真正的對手，因此，稱為“半敵半友”也許更恰當。

現(xiàn)在轉頭來看，這五年時間，恰恰是中國從青澀走向成熟的戰(zhàn)略機遇期。到了2005年秋天，當中國的高級政治智囊鄭必堅在美國的《外交事務》刊物上發(fā)表“中國的和平崛起到大國地位”一文時，正式宣告了“中國龍”五年潛行的結束。

2005年以后，曾經在西方對華評論中占據(jù)一定比例和影響的“中國崩潰論”，在這一時期，基本上銷聲匿跡了。而過去十年中起起伏伏的“中國威脅論”，也因為中國在全球反恐大格局和全球經濟一體化新態(tài)勢下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而改換了一種新面貌，以“中國責任論”和“G-2”（中美兩國共管世界）等“黃袍加身”的形式呈現(xiàn)出來。

經過新世紀前五年的蟄伏，此階段的中國龍昂首翹爪，以不容置疑的強勢和力量，預示了西方主導世界五百年這一歷史大周期的終結。五年前的置疑者，此時還多多少少沒有緩過神來；而西方先知先覺的戰(zhàn)略思想者們，已經開始為“后西方時代”準備后事了：美國當時的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2005年9月21日的一篇講話，標示著“西方中國觀”從“俯視中國”到“平視中國”的心理分水嶺。他在這篇不長的講話中，多次用到了一個新概念：“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或者譯為“負責任的持籌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這一認知標簽細微轉變背后的巨大歷史意義，恐怕只有熟悉西方政治史和世界現(xiàn)代史的專家學者們才能感悟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