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高】

當前，各方對我國經濟形勢的評估沒有太大分歧，普遍認為我國有需求收縮、增長下行之明顯壓力，風險不低。但在我國是否需要通過刺激政策來托底經濟增長這個問題上，各方觀點不一，贊成與反對的聲音都有。各方在刺激政策是否有效、是否有持續(xù)性、長短期成本收益狀況等多個問題上缺乏共識。刺激政策因缺乏共識而面臨不小阻力，推出時更多只能像“擠牙膏”一樣被經濟壓力所倒逼出來，因而往往滯后于形勢變化，令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為了更有利于政府調控宏觀經濟運行，提升政策的領先性和有效性，有必要對刺激政策的成本收益、利害得失做深入分析，把各方對政策刺激的疑惑之處講深講透，從而凝聚共識。本文試圖利用宏觀思維，深度剖析刺激政策的約束條件所在，探討政策的效果、持續(xù)性等關鍵問題，以明辨刺激政策的是非。

1. 評價宏觀政策要有宏觀思維

評估宏觀政策的利害，不能就政策論政策地一概而論，而必須要將政策放到具體的宏觀環(huán)境中來進行。同樣的宏觀政策，在不同宏觀環(huán)境中可能產生完全不同的效果。在某種宏觀環(huán)境中利大于弊的政策，在另一種宏觀環(huán)境中就可能弊大于利。這是因為宏觀政策在經濟中施行時存在復雜的反饋傳導機制，會產生一環(huán)接一環(huán)的擴散效應。不同宏觀環(huán)境中，政策的反饋傳導狀況可能有很大不同，從而讓同樣的政策產生不一樣的后果。脫離宏觀環(huán)境來評價政策應不應當，容易犯刻舟求劍的錯誤。

以上道理并不復雜，但卻容易被個人從其微觀生活中所得的經驗所遮蔽，一葉障目。每個人都生活在宏觀經濟中，都會從自己所處的位置出發(fā)，對經濟運行有一定了解。但這些得自微觀的了解，哪怕是變成了很多人共同持有的“常識”，也未必能夠完全把握宏觀經濟的運行。用出自個人經驗的微觀思維來理解宏觀經濟，評價宏觀政策（不管是刺激還是緊縮政策），很容易出現偏差和誤解。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在2014年寫過一篇題為《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觀經濟》的文章很好地說明了這個問題【1】。文中有這么一段話：

“國家并不是公司。國民經濟政策，即使是在一個小國，也需要考慮在商業(yè)生活中常常無關緊要的某些類型的反饋。例如，即使是最大的公司，也只會把一小部分的產品賣給自己的員工，然而即使是極小的國家，大多數商品和服務也主要是賣給國內的?！?

克魯格曼這里批評了將宏觀經濟當成微觀企業(yè)來理解的錯誤思想。微觀經濟主體（無論是企業(yè)還是個人）生活在一個他所不能控制，只能被動接受的外生經濟環(huán)境中。哪怕是一個規(guī)模很大的企業(yè)，其經營活動對整個宏觀經濟的影響也可以忽略不計。因此，微觀經濟主體決策時，既不會，也不應考慮他的行為對經濟環(huán)境的影響。所以，企業(yè)會將自己的收入看成不受自己控制，而被企業(yè)所處經濟環(huán)境所決定的外生變量。企業(yè)決策時因而需要量入為出，以收入確定其支出。企業(yè)是這樣，體量遠小于企業(yè)的個人就更是如此了。

很多人在談宏觀政策時，喜歡講政策空間，認為政策要留有余地，不能把“彈藥”用盡。這種講法反映的就是把宏觀經濟當企業(yè)來看的微觀思維。其潛臺詞是，政策的“彈藥”是給定的，只有這么多，用一點就少一點，所以得省著用；要是把“彈藥”用盡，政策就難以為繼，甚至還會搞出問題。這種說法雖然聽上去符合普通人的常識，卻是對宏觀經濟運行的誤解。

正如克魯格曼所說，“即使是極小的國家，大多數商品和服務也主要是賣給國內的?！边@意味著對一個宏觀經濟體而言，其支出大致就是其收入，支出影響著收入，支出與收入之間存在反饋效應。因此，討論一個國家的宏觀政策時，需要知道這個國家所身處的宏觀環(huán)境，很大程度上被這個國家自己所決定，是這個國家宏觀政策可以調控的內生變量。

政府作為宏觀政策的決策者，必須要知道，自己的支出關系著民間的收入。政府開支的變化，會影響民間經濟的活躍程度，并反過來引發(fā)政府收入的變化——對政府而言，其收入是“內生的”，受政府自身的影響；這與微觀企業(yè)和個人將收入當成“外生給定”（不受企業(yè)和個人影響）的狀況形成了鮮明反差。

所以，在微觀經濟主體那里很有道理的“量入為出”的邏輯，搬到宏觀政策上就可能出問題。當宏觀經濟陷入需求不足的低迷狀態(tài)時，政府如果量入為出，要因為財政收入的下降而減少其財政支出，則民間的收入和支出會進一步下降，進而讓財政減收壓力變得更大。如此，經濟收縮的壓力會在支出與收入間持續(xù)傳導并放大，令宏觀經濟更加困難。

面對宏觀經濟需求不足的局面，政府不能量入為出，反而要逆周期調控，要通過財政支出的擴張來增加民間收入，帶動民間支出，進而打破經濟收縮的惡性循環(huán)。對只懂微觀經濟運行的人（即使他是一個成功的商人）來說，這樣正確的政策應對是反直覺、甚至反常識的。這正是克魯格曼說“成功的商人不懂宏觀經濟”的原因。

貴南高鐵最高橋桐子園雙線特大橋的橋面系施工現場。新華社

運用宏觀思維來思考刺激政策，就能發(fā)現在不同的宏觀環(huán)境中，同樣的政策可能產生不一樣的效果。還是以財政支出政策為例。

在需求不足，供給過剩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中，經濟中會有非自愿的失業(yè)。此時，財政支出的擴張（財政花更多錢來購買產品和服務）可以讓失業(yè)的工人找到工作。而這些工人有了工作和收入后，其支出也會相應增加，從而讓更多失業(yè)的人能找到工作、獲得收入。這時，財政刺激會“帶動”民間部門的收入和支出，發(fā)揮“乘數效應”，緩解經濟需求不足之壓力，帶動經濟向好。反過來，更加活躍的民間經濟活動也會帶來更多的財政收入，從而讓財政刺激政策更可持續(xù)。

但在需求過剩、供給不足的宏觀環(huán)境中，財政刺激政策會有不同后果。此時，經濟中應已經達到了充分就業(yè)，工人們工作量都已經飽滿。此時，如果財政支出進一步擴張，工人們?yōu)榱藵M足財政的購買需求，就只能放下自己手中本來計劃要做的工作，轉而為財政增加的產品和服務之需求工作。這時，民間的工作總量和收入總量并不會因為財政刺激而明顯增加，而只是工作內容發(fā)生了變化——由之前對應民間需求的工作，變成現在對應財政刺激政策的工作。此時，財政刺激會“擠出”（crowd out）而非“帶動”民間需求，并不會讓總需求擴張多少，因而也不會讓經濟活動變得更加活躍。相應地，政府所得的財政收入也難以明顯增加。于是在這種情況下，財政刺激并不能讓經濟變得更好，反而會讓政府背上更大的債務負擔，弊大于利?！?】

顯然，在需求不足和需求過剩兩種宏觀環(huán)境中，財政刺激政策在前一種情況中可取，在后一種情況中不可取。這個例子說明，脫離具體的宏觀經濟環(huán)境，泛泛地說刺激政策是好是壞、應當還是不應當，沒什么意義。

當然，一概而論地反對刺激政策的人應該還是少數。不需要借助宏觀思維也能看出，在經濟低迷的時候，刺激政策至少在短期會有積極效果。更多人擔心的是刺激政策的持續(xù)性。有不少人認為，刺激政策雖然短期有正面效應，卻會在長期讓經濟付出更大代價。換言之，不少人擔心刺激政策從長期來看得不償失、弊大于利。許多人對會帶來債務增長的政策（如擴大財政赤字，加大信貸投放）持反對意見，就主要緣于這種憂慮。對刺激政策持續(xù)性的分析是下文的重點。這一討論需要從對刺激政策的需求面屬性談起。

2. 刺激政策是需求面政策

任何經濟活動都是供給和需求兩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宏觀經濟運行也不例外。因此，宏觀經濟增長的約束既可能在供給面，也可能在需求面。相應地，促進經濟增長的宏觀政策既可以作用于經濟的供給面（從而叫做供給面政策），也可以作用于需求面（需求面政策）。在供給與需求兩方面中，通常只有需求能快速被政策刺激起來，所以當大家談到刺激政策時，一般說的都是需求面政策。

一個經濟體的供給能力主要建立在投入要素（勞動力及資本）和技術水平之上，短期內很難快速擴大。無論是勞動力和資本的增加，還是技術水平的進步，都只能靠持續(xù)的積累來逐步實現，而沒法因為宏觀政策的作用就在短期內突飛猛進。所以就算經濟受限于供給不足的約束，也很少會有刺激供給的說法出來。

倒不是大家不愿意刺激生產能力，而是因為生產能力確實沒法在短期內被刺激出來。如果現在有人能用宏觀政策快速地把卡脖子的高端芯片生產能力給刺激出來，國內應該不會有任何反對聲音。所以，供給面宏觀政策更多是結構性政策，有針對性地為投入要素擴張和技術進步營造良好環(huán)境，以促進他們自然發(fā)展。

而在經濟處于需求不足狀況時，可以用宏觀政策在短期內就把需求刺激起來。要理解需求為何可以如此神奇地在短期內就因為政策而明顯擴張，首先要知道宏觀經濟的“需求”，是有購買力支撐，在市場上表現為購買活動的“有效需求”（effective demand），而非僅僅是各個經濟主體的支出欲望。

一個國家的總產出就是其總收入，也即其總購買力。因此，一個國家總是有足夠購買其總產出的總購買力的。但是這些購買力會根據國家的收入分配結構流向不同經濟主體，與不同經濟主體的支出欲望相結合，最終形成這個國家的總有效需求。如果收入分配結構存在問題，支出欲望與購買力結合之后形成的有效需求完全可能低于國家的總供給能力，形成需求不足的局面。

在2023年8月29日撰寫的《內需不足是個收入分配問題》一文中【3】，筆者曾論證過：我國內需不足產生于居民和企業(yè)兩大部門間收入分配的不合理之處，根子在于居民部門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比重過低，從而導致國內購買力與支出意愿有錯配——消費者部門購買力不足，企業(yè)部門支出意愿不足。在這樣的情況下，用宏觀政策來優(yōu)化購買力與支出意愿的匹配，有效需求就能被快速刺激起來。

所以，“有效需求不足”是刺激政策的理論基礎。1936年，宏觀經濟學創(chuàng)始人凱恩斯出版了傳世名著《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這本書的第3章題為“有效需求原理”。其中，有這么一段話：【4】

“人們把[古典]經濟學家看成是烏托邦一類的人物。這一類人離開這個世界去獨自開墾屬于他們自己的花園，并告訴人們：只要我們任由自然發(fā)展，那么這個世界上存在的所有事物都將以最好的方式向前發(fā)展。我認為，他們之所以這樣想，是由于他們忽略了‘有效需求不足’可以拖累整個經濟的繁榮……如果假定社會的經濟運行方式果真如古典理論所描述的那樣，那其實就等于我們研究所面對的困難就都不存在了?！?

1929年爆發(fā)的“大蕭條”教育了凱恩斯及很多他同時代的經濟學家，讓他們認識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危害和危害性，并在這一基礎上提出了需求管理的宏觀政策框架。當今宏觀經濟學正奠基于凱恩斯的洞察之上。

如果經濟如樂觀者所設想的那樣處于最優(yōu)狀態(tài)（市場處于有效狀態(tài)），則購買力與支出意愿會有最有效的結合，從而讓有效需求與供給能力匹配。此時，需求面的刺激政策既不必要，也無效果。不必要的原因是經濟此時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無效果的原因則是此時有效需求受購買力的約束而無法進一步擴張——這一點在后文的分析中會逐步清晰。

但現實世界并非總是處于理想的最優(yōu)狀態(tài)，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時有發(fā)生。此時，需求面的刺激政策作為對市場無效的糾偏手段，有其可行性和必要性。有效需求不足的情況下，政府作為實體經濟中的一個購買者，總是可以通過自身財政支出的擴張來創(chuàng)造有效需求，彌補民間支出意愿不足的問題；而貨幣政策則可以提升金融市場中資金融通的規(guī)模，讓更多購買力流向有更高支出意愿的經濟主體，從而讓購買力和支出意愿更有效結合，進而推升有效需求。這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在短期內刺激需求和經濟增長，令宏觀經濟狀況變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