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之所以用“牛津運動”這個名詞來指代張之洞對西化思潮的抵制及其失敗，部分原因在于他認為一中一西兩種文化保守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和所犯的錯誤都有共同之處，即都想要抵制高度發(fā)達的物質(zhì)文明對人們思想和道德上的“侵蝕”，但這兩大運動的領導人都否定了相關真理和是非道德原則的絕對性。以辜鴻銘對張之洞的批評為例，他認為張的根本錯誤在于同時相信西學和孔孟之學，竭力調(diào)和兩者之間的矛盾，張的“功利之心”和“務外自高”導致了他最終的失敗。

辜鴻銘認為，面對現(xiàn)代歐洲物質(zhì)主義的毀滅性力量，古老的中國自有化解之法，那就是憑借孔孟學說，先樹立起個人的道德楷模，然后推而廣之，將個體的主張普遍化，必定能將西化造成的禍患逐步消除。

1911年，著名的德國漢學家衛(wèi)禮賢將辜鴻銘的《清流傳》和《尊王篇》——這是義和團時期辜鴻銘在《字林西報》等報刊上發(fā)表的社論合集——編譯成名為《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的德語書籍，出版后深受倫納德·納爾遜等新康德主義者的歡迎，并成為哥廷根大學哲學系學生必讀書。而辜鴻銘本人也成為如同泰戈爾一般讓西方名流爭相結(jié)識的“東方名宿”，英國著名的作家毛姆在拜訪他后寫道：“他對西方哲學的研究最終只是有助于他徹底弄明白：智慧說到底只能在儒家經(jīng)典中被發(fā)現(xiàn)。他毫無保留地接受了儒家學說，它圓滿地回應了他精神上的需求，反過來又使西學從根本上顯得空洞?！?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似乎又印證了辜鴻銘早就預言的“異日世界相爭必烈，微中國禮教無以弭此禍”。戰(zhàn)爭爆發(fā)后，在北京的歐美人士時常聚會討論歐戰(zhàn)前景，正擔任五國銀行團譯職的辜鴻銘應邀做了多次英文演講，1915年4月，他將這些演講匯編成冊，在北京刊印，即《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漢譯名為《春秋大義》。

《春秋大義》的主旨就是宣揚中國文明的精神和價值。辜鴻銘認為一戰(zhàn)宣告了歐洲文明的破產(chǎn)，具體來說就是以英國為代表的“群氓崇拜”和以德國為代表的“武力崇拜”的失敗。只有中國文明才能挽救其危機，帶領歐洲走出“死胡同”。

他在書中選用了純粹的中國人、中國的女子和中國的語言為代表來進行論證。他認為中國人有四種特質(zhì)，就是深奧、博大、質(zhì)樸和精微，別的民族可能有其中的一兩種，但是無法像中國人那樣“四美俱全”，他們研究中國的文化，可以彌補自己的缺陷。

他還用比較的方法論證說，西方社會是建立在法律基礎上的，而中國的社會是建立在道德基礎上的，因為中國人“性善”，中國社會整體上是道德的，中國人鄙視“武力”，愛好和平，沒有從遠古時期就代代相傳的軍事貴族。在這種社會中發(fā)展出來的“孔教”，兼具“宗教”和“政治”的功能，這是西方的基督教不可比擬之處。

而到了“中國的女子”這一部分，辜鴻銘又為中國人“納妾”的陋習辯護，大講中國的夫妻之道，不在男女之情，而在于對家庭和社會的責任。

至于第三部分“中國的語言”，那就充斥著辜鴻銘對傳統(tǒng)文言文的贊美。他認為，與英文相比，文言文更為典雅簡潔，是真正受過教育的人才能使用的文字。文言文能夠渲染細膩的情感，它集中體現(xiàn)了中國人民族性中“精微”的特點。

《春秋大義》出版后第二年，該書的德文版就在耶拿出版，在德國社會引起廣泛關注和強烈反響，由此，辜鴻銘的國際影響力走到巔峰。坦白講，辜鴻銘對西方社會的批評有很多中肯之處，其中不少看法與之后德國哲學家斯賓格勒在著名的《西方的沒落》一書里提出的觀點不謀而合。而辜堅持要以中國的方式解決中國面臨的問題，在當時洶涌的“泛西化”浪潮中，也稱得上是獨樹一幟。不過，只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去尋找這個“解決中西問題”的方法，也許能讓被戰(zhàn)爭折磨得身心俱疲的歐洲人感到耳目一新，但是對于當時困頓已久的中國而言，這只能是一張無用的藥方。

1917年1月，陳獨秀在《新青年》雜志發(fā)表“《新青年》罪案之答辯書”一文，正式祭出了“德先生”和“賽先生”的大旗，明確提出擁護民主，反對封建禮教；擁護科學，反對國粹的主張。這成為隨后“五四”運動和“五四”精神的核心。而北大作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發(fā)源地，讓身為北大教師的辜鴻銘處境十分尷尬。如果說北大校方還能尊重教師有不同學術立場，但學生絕不買這種“遺老”思想的賬。

五四運動爆發(fā)后，剛剛寫下《北京學界全體宣言》的羅家倫率先對辜鴻銘發(fā)難。他拿著辜鴻銘在日本人辦的《北華報》上寫的大罵學生運動的文章，質(zhì)問道：“辜先生，你所著的《春秋大義》，我們讀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講春秋大義，你就應該知道春秋的主張是‘內(nèi)中國而外夷狄’的，你現(xiàn)在在夷狄的報紙上發(fā)表文章，罵我們中國學生，是何道理？”一下把辜鴻銘氣得臉色發(fā)青，一兩分鐘說不出話，最后站起來拿著手敲著講臺說道：“我當年連袁世凱都不怕，我還怕你？”

羅家倫的話頗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意味，這也說明了當時中國知識界對辜鴻銘的普遍看法：作為一個讓西方世界了解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著述者，辜是很成功的；而作為一個提倡“尊孔泥古”的思想家，卻沒有多少擁躉。1920年，辜鴻銘辭去北京大學教職，此后直到去世，他大多數(shù)時間都在日本講學，希冀日本這個“漢唐文明的最后繼承者，能肩負發(fā)揚東方文明之大任”。

我們也許可以把辜鴻銘稱作是“最后的士大夫”。他滿腹經(jīng)綸，重義輕利，就連談吐間那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派頭，都成就了他的“名士氣質(zhì)”。當初他從西方學成，打算回到中國時，想的可能只是如何將自己的所學應用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而對儒家經(jīng)典的研讀，讓他認為自己理解了中國文化的本質(zhì)，并一心想要將其發(fā)揚光大。不過，面對20世紀初中國現(xiàn)代化的滔滔洪流，辜鴻銘注定只是一位“逆旅人”，舉著“春秋大義”的旗幟，在歷史的舞臺上踽踽獨行，孤獨謝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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