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華為心聲社區(qū)發(fā)布了華為創(chuàng)始人任正非于5月20日接受德國電視臺紀錄片采訪的紀要。

采訪中，德國記者從任正非的家庭背景開始談起，將任正非的個人和企業(yè)成長與中國時代發(fā)展大背景結合起來，最后將問題落腳于任正非個人對美國對華為封鎖和中歐合作的看法。

任正非表示，美國政客并不代表美國，自己不恨美國和美國政客，因為“他們拿著‘鞭子’抽著華為，提醒我們要努力奮斗，我們只要不努力奮斗，就會把我們打垮。這點對我們也是有好處的，沒有外部的壓力，內部就缺少動力”。

當問到有關孟晚舟相關問題時，任正非特別提到：“其實我個人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并不覺得我的生命有那么重要?！?

最后，任正非呼吁中歐合作由“一帶一路”連起來，認為自己一直提議的中歐標準體系對“歐洲是有貢獻的”。

任正非接受德國電視臺采訪，圖自華為心聲社區(qū)

以下為采訪紀要（內容有刪減）：

1、記者：任先生，您被視為中國的喬布斯，華為在中國被視為一個偉大的企業(yè)，怎么做到的？

任正非：第一，我不是喬布斯，因為喬布斯對人類貢獻非常大，他創(chuàng)造了移動互聯(lián)網，而且他在哲學上追求完美。我沒有特別精湛的技術，只是提了一桶“漿糊”把十八萬員工粘起來一起奮斗，他們奮斗出來的成績就扣在了我頭上。我在哲學上信奉灰度，信奉妥協(xié)，“白”與“黑”之間有一個妥協(xié)是灰度。喬布斯是追求極致的，我們兩個性格上很多不一樣。我沒有他那么偉大，所以不能叫喬布斯，這不是謙虛，是真心不認為自己偉大。

記者：我們還是可以得出結論，華為是一個全球性的巨人，華為生產設備成為互聯(lián)網的骨干？

任總：是的。

2、記者：您是1944年出生，7個兄弟姐妹中最年長，出生在中國南方一個貧困的省份，當時您的父母做什么的？

任正非：他們都是鄉(xiāng)村教師，在貴州一個偏遠貧困的少數民族山區(qū)任教。我母親是小學校長，父親是中學校長。

3、記者：您成長的年代當時非常困難，50年代末期中國經歷了大饑荒、又經歷了文化大革命，那時您有哪些記憶？對您產生了哪些影響？

任正非：我從小到大，最大的記憶就是吃不飽，最困難的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最大的夢想是想吃一個饅頭。晚上睡覺做夢想是不是有個饅頭吃，并不是追求好好學習，將來有什么發(fā)展機會。我從小到大不知道零花錢為何物。在高三時，母親終于和我談話，答應每天給我5分錢的零花錢，我覺得好自由。

4、記者：大概二十年前左右，您寫了一篇介紹您父母的文章，我們看了文章，里面非常重要的一個詞是“饑餓”。

任正非：1959年-1962年左右主要是“饑餓”，中國經濟1963年-1964年開始恢復，“饑餓”已經不是主要名詞。中國經濟恢復以后，政治上開始往左的方向轉移，開始四清運動、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主題跟我個人思想不吻合，我是一心一意鉆研技術的人，一點都不懂政治，突然社會政治狂熱起來了，我完全無所適從，不知道該怎么辦。

文化革命中，我也想跟大家一起上街去鬧鬧，去游行示威。但是我父親作為走資派被打倒，被關在牛棚。所以，我就沒有機會參加那些活動。

5、記者：您大學時候學的建筑工程，怎么參軍了呢？

任正非：因為周恩來總理引進了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的化纖設備，要調很多地方隊伍建設這個工廠，但是地方隊伍因為文化革命完全混亂了，建設化纖廠的地方生活又非常艱苦，都不愿意去。周恩來只好調軍隊去建這個廠，但軍隊沒技術力量，地方上也沒有哪個單位愿意出工程師給軍隊，軍隊就把我們這些懂一點技術的“半壇子水”學生重用了。

就這樣，我有幸走入了現(xiàn)代化工程，有幸走入了軍隊。

6、記者：1976年時，中國文化大革命結束了，那個時間您在做什么？

任正非：1976年，毛主席去世時，我還在建設遼陽化纖總廠，這個工廠剛剛啟動沒有多長時間。

7、記者：那時您入不了黨，當時黨員要求非常高，而您因為父親背景的原因，一直到1978年才入黨？

任正非：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華國鋒主席粉碎了四人幫，中國的政治歷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變化過程中，國家開始強調發(fā)展科技，強調人的勞動貢獻。因為我在遼陽化纖廠建設中有發(fā)明，用數學方法推導了一個儀器，這個儀器當時中國沒有，國外的也不一樣。于是這個小發(fā)明在當時歷史時期被夸成大發(fā)明，國家就讓我參加全國科學大會。大會期間，別人在開黨員會議選舉代表團黨委，我在花園里散步，組織機構看見了就批評我怎么不參加黨員會議。我說：“我不是黨員”，把對方嚇一跳。在那個時代，不是黨員，連炊事班班長都不能當；國家這么重要的會，不是黨員怎么能參加呢？他們并不認為我不合格，否則不會穿過重重屏障參加國家會議。于是他們就給我們兵種司令員打了電話。

所以，我從全國科學大會回去以后，部隊討論我入黨的問題。那時候，我父親的地方檢舉材料有很厚的一摞，部隊認為等到地方做出結論以后再批準我入黨太慢了，部隊自己組織重新調查一遍我父親的歷史，然后跟我談話，告訴我：“你父親哪幾點有問題，哪些沒有問題，記住以后檔案中只有哪幾點有問題?！蹦谴螌ξ覀兗覛v史終于搞清楚了，沒有多大問題。重新再討論我入黨問題的時候，在支部層面還是有阻力的，那時思想很傳統(tǒng)，但是上級要求我入黨，就入黨了。

入黨前，兵部指派一個記者叫許國泰來考察我。他調查完后給我們師政委匯報說，在調查我的時候，叫我跟他出去散步，我說先換個衣服。他跟著到了我的臥室，我在床下找襪子，聞聞哪個衣服襪子不臭就穿哪個，男孩都比較懶，換了衣服襪子就扔在地上。他看見我這么盡心地鉆研技術，告訴師政委愿意做我的入黨介紹人，師政委也說愿意做介紹人，這樣就突破了支部壓力的屏障。三十多年以后，我再次遇到許國泰，他才告訴我當年代表中央去調查我個人歷史和表現(xiàn)時的情況，否則我不知道這個秘密。

就這樣，我才突破屏障，加入了共產黨，走進時代的潮流。

8、記者：1978年12月，鄧小平開啟了中國的改革開放，接下來四十年，中國經歷了一系列的改革和經濟發(fā)展，這對您有什么樣的影響？

任正非：首先，1978年3月召開的全國科學大會，我們聽了很多前輩做報告，包括陳景潤。當時我們聽得淚流滿面，太感慨了，國家終于承認我們是這個國家的“兒子”，鄧小平講話中說我們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全場歡聲雷動，我們是工人階級了，不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了，很興奮。鄧小平提出要“五天工作，一天政治學習”，以前政治學習太多了，政治學習要減少一些，我們也非常高興。

1978年12月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國家決定要開放改革。其實當時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理解并不深，不知道這是劃時代的改革。只是覺得聲音和以前不一樣了，我們有一種興奮感，國家要搞建設了，我們能夠使勁好好干活了。以前需要“又紅又?！?，我是不夠紅的。對十一屆三中全會的理解，當時我們年輕、對政治不敏感，隨著國家一天天變化，才知道一個理論、一個社會結構的變化，對這個國家的改變是翻天覆地的。我們當時真的不理解 “亞馬遜河流域的蝴蝶扇扇翅膀，就會讓德克薩斯下大雨”，僅僅只是感覺中國要變了。

9、記者：隨著中國的改革和大裁軍的決策，您也轉業(yè)了？

任正非：中國1978-1982年之間，很重要的事情是“撥亂反正”，讓過去混亂的局面逐漸穩(wěn)定下來。穩(wěn)定下來以后，鄧小平要大裁軍，其實從中央到地方，并不理解鄧小平為什么要裁軍。78年我聽過羅瑞卿的報告，他去世前三個月在全國科學大會做報告說，“我們迎來了難得的十幾年和平時間”，他認為，未來十幾年不會打仗，應該抓經濟建設。他檢討了65年把中國國防科研體系拆成二機部、三機部、四機部……七機部，其實削弱了國家力量，但是很快他就下臺了，無法改正了。十年以后，他重新恢復工作，檢討了他在文革前的錯誤，認為現(xiàn)在走向和平建設了，軍隊發(fā)展要停下來。但我們并不理解這些話的含義。

十二大的時候，國家決定要裁掉一大部分部隊，主要是鐵道兵和基建工程兵，當時我們被認為是“雜牌部隊”，先裁雜牌部隊，保留正規(guī)軍，一下就把我們裁掉了。裁完之后，財務報表顯示軍費還增加了，裁掉的這兩個部隊是賺錢的。后來繼續(xù)裁百萬野戰(zhàn)軍，軍隊從五百萬、四百萬、三百萬……一步步降下來，現(xiàn)在還在減少軍隊編制，支持國家經濟建設。今天明白了，當時我們是想不通的，因為好不容易熟悉軍隊、熟悉這個工作，換一個工作，當時我們在思想上還是有一點抵觸的。

10、記者：您是1987年創(chuàng)立華為，國家之前也啟動了相應的政治改革。但是，要做一件事是一回事，現(xiàn)實是另外一回事，中國在朝市場環(huán)境發(fā)展，當時創(chuàng)立華為最初的經歷怎么樣的？

任正非：第一，1984年到深圳來以后，我發(fā)現(xiàn)自己根本適應不了市場經濟體制。因為我們是從軍隊一下子跳到市場經濟，思想還停留在傳統(tǒng)，社會已經變成市場經濟思想。軍隊是講為人民服務，這里做事為什么要賺別人錢？覺得公司都在騙錢，明明買來10塊錢，怎么賣給別人12塊錢？這是第一個不適應。第二，我在遼化做自動控制系統(tǒng)，是比例、積分、微分這種模擬控制系統(tǒng)。到深圳前沿以后，發(fā)現(xiàn)世界已經開始變成電腦時代，這兩種方式完全不一樣，我發(fā)現(xiàn)怎么也跟不上青年人，這是第二個不適應。第三，對人過于信任。軍隊本身命令就是信任，以為社會上是這樣。

當時，我在一家國有企業(yè)二十多人的小公司做副經理。副經理沒有決策權，今天來一個辦公室主任，我不知道；明天一個人做什么職務，我也不知道；他們不一定向我匯報，但是事情做錯了，都要我承擔責任。那時我也犯了很多錯誤，相信別人，就把錢先給了別人，最后沒有拿到貨，被別人騙走了200萬，后來我追款追了一年，絕大部分追回來了。我辦小公司賺了錢以后，也替原來的公司還掉了一小部分外賬。

這個事件對我最大的教育是什么？我沒錢請律師，也沒錢送禮。我自己閱讀了大量法律書籍，基本把法律書籍都學了一遍。明白了，市場經濟就是貨源、客戶、交易，貨物交付到客戶的中間就是法律。

記者：您那時破產了，被迫創(chuàng)立公司？

任正非：不是破產，是別人不要我了，我需要另外尋找工作。正好深圳鼓勵進行科技創(chuàng)業(yè)，我覺得也可以試試。在舊體制下，我沒法按自己的想法做事，不如自己建立一個公司，自己想什么，自己做什么，好壞自己承擔。所以，我接受了這個建議，去做一個民營高科技企業(yè)。

當時注冊資本要兩萬元，那時我的所有轉業(yè)費加起來只有三千元，就找人集資。其實有些人集資只是出了一個名，沒有出錢，真正資本不到兩萬元，應該在一萬六千元左右就開始創(chuàng)業(yè)了。其實是逼上梁山。如果當時政府給我一個小官，也許我就不會創(chuàng)業(yè)了，走官場的路，最終做到一個處長就退休回家釣魚。逼上梁山以后，只好走向華為創(chuàng)業(yè)，只有這么點錢。

剛開始公司就一、兩個人，貨物要運回來，不可能租車，只有自己扛著一包包的貨物往公共汽車上搬。貨物裝卸時，我搬20公尺放下來，再去搬另外一包，20公尺、20公尺……搬到馬路邊，再扛到公共汽車上。那時曾經是我在中國是頂級紅人，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yè)化都占，不進第三梯隊才怪，突然變成個體戶，社會上譏諷很多。我一包包貨物扛到車上，售票員很好，允許把貨運到南山蛇口，我卸下來，再20公尺、20公尺……，否則看不見會被偷的，一包包再搬上樓去。所以，這是逐步的發(fā)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