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富仁于二〇一七年五月去世，他的門生故舊籌備編輯紀念文集時曾來信索文，那時讀了好幾位朋友所寫的悼念文章，心有所感，起初是答應了寫的，卻終于不知道從哪里落筆。他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發(fā)表的《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是一個時代的洪鐘大呂，九十年代之后，語境與問題都在變化，而他并不隨波逐流，也從未扮演時代英雄或青年導師，以致漸漸為媒體所忽略。二〇〇三年他去汕頭大學任教，倡導新國學，以他獨特的方式寫過老子、孔子、孟子思想邏輯的系列論文，但其內(nèi)核與他此前對于現(xiàn)代中國文學的思考一脈相承，并不在如今國學洪流內(nèi)部。我隱約覺得：富仁因應時勢，承國學之名，又有所堅持，試圖以近代新文化對國學內(nèi)部進行改造。但這個思路大概躲不過今日國學家的法眼。我們最后一次見面，是二〇〇七年，之后一別十年，再談起他時，已是永訣。

我和富仁最初相識是在一九八三年的秋天，由王得后先生引薦，在他的博士生宿舍里談了很多，此后就有了為數(shù)不多的通信和來往。但一九八九年之后，除了偶爾在學術活動中見面之外，我們往來漸少。一九九九年，他出版《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xiàn)狀》一書，專門寄了一冊給我，扉頁上像他在八十年代的贈書一樣，用他那長方形的、用力寫出的字體落筆題簽，稱謂依然是“同志”。這部書中的一節(jié)主要討論我的魯迅研究，記得是放在九十年代的范疇內(nèi)談的，他大概覺得我的研究雖然成型于八十年代，但更多的回應是在后一個十年。事實也確乎如此：他的對話對象是陳涌先生代表的一代，而我的對話對象則跨不過著名的“思想革命的一面鏡子”了。這里確有某種代際關系在里面。記得八十年代的后期，在一次現(xiàn)代文學學會的座談會上，他提到我們之間的歧義，用了“論敵”的字眼，但基本的意思是說我們觀點不同，但仍像同志一樣交流。也因此，在閱讀前面提及的那本魯迅研究史的著作時，我更深地體會到他的開闊胸襟和秉筆直書的性格。

王富仁（1941-2017）（來源：《中國教育報》，李穎 攝）

沒有寫悼文，因為擔心落入謬托知己的窠臼，更擔心在媒體表述中遺忘了對逝者的敬意。沉默有時比開口更真實?，F(xiàn)在因富仁的遺稿而寫此文，且并無富仁的授權，實在有些找不到理由。但朋友執(zhí)意寄來文稿，才知道是關于東北作家群和端木蕻良的。而我好奇的是：富仁為什么要重新討論東北作家群尤其是端木蕻良？他要借著重讀這些為當代人所忽略的作家和作品說些什么？富仁是一位優(yōu)秀的文學史學者，但以我對他的了解，他不會只是為了補苴罅漏而做文章。

事實上，他的宗旨首先是去蔽，其次是正視聽，在歷史變動之中重新發(fā)明文學史的“真相”。初讀文稿，一種久違的文風撲面而來，讓我記起當年讀他論魯迅的那些文字。富仁極少引用理論，幾乎沒有注釋，他將文學和生活的積累轉(zhuǎn)化為直抒胸臆的文字，以大寫意的手法，千山萬壑，大江大河，勾畫歷史變遷的脈絡，追蹤每一個時代以各種名義被壓抑的文學與思想的潛流，力圖釋放其能量、激情、思想和才華。富仁是現(xiàn)代文學領域內(nèi)思想解放或啟蒙的代表人物，但當他將“五四”和啟蒙放在三十年代的脈絡中考察時，他以重新發(fā)現(xiàn)“五四”的熱情探索這一時代“左翼”的意義，以更為強烈和真切的筆觸發(fā)掘作為“左翼中的左翼”的東北作家群的能量。

說比重新發(fā)掘“五四”更強烈和真切，是因為八十年代對“五四”重新思考、對思想革命的再度發(fā)明因應著時代的主潮，而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紀論述左翼卻像是逆流而上，否則又如何“去蔽”呢？放在當代的語境中，他的論述不會被放在轉(zhuǎn)向了的“新啟蒙”脈絡中，毋寧更像是后者的對立面。事實也正是如此。他所要去的“蔽”到底是什么呢？這便是始于重新發(fā)現(xiàn)魯迅的另一面即非政治家、非革命家的另一面的漫長進程。在這個進程中，胡適、周作人、梁實秋、林語堂、徐志摩、廢名、沈從文、張愛玲被凸顯，郭沫若、聞一多、艾青、臧克家及左翼作家被邊緣和漠視。這是一個重新發(fā)現(xiàn)的解放進程，但它同時也是一個遮蔽的過程：“左翼文學被遮蔽了，‘東北作家群’自然也就被遮蔽了，因為東北作家群是在三十年代左翼文學的旗幟下陸續(xù)走向文壇的，他們的基本傾向從來都是‘左’的。”在東北作家群中，蕭紅、蕭軍為人熟知，但蕭軍被人談起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與蕭紅的關系；蕭紅為人熟知，不是因為她是左翼作家，而是將她作為非左翼作家并與丁玲相對立才重建其位置的。

夏志清《中國現(xiàn)代小說史》一書，對80年代中國大陸沖擊很大。它不但重新確認了張愛玲、沈從文等作家的文學地位，更是學界“重寫文學史”的重要動力

遮蔽的進程是在解放的口號下展開的，反主流的潮流其實正是當代主流本身。置身當代主流的“我們”以一種非歷史的倒置，將三十年代反主流文化改寫為主流文化，其結果不過是自我合法化。富仁并不否認這些被再發(fā)現(xiàn)的作家的文學史意義，也沒有否定對這些作家進行重新評價的意義，他針砭的是這一時代以“解放者”自居的“我們”的傲慢。在讀到下面的斷言時，我有些驚訝于富仁的直白——他以一個老啟蒙者的姿態(tài)表達了對于革命的忠誠。對他而言，革命不是寫在勛章和紀念碑上的標記，也不是與啟蒙相對立的進程，而是在生存的立足點被連根拔起的生死之間展開的求生搏斗。在多重的邊緣地帶，在無望的掙扎之中，掙扎者終于意識到個人命運與民族命運或階級命運的聯(lián)系，從而認識到了“整體”的意義。革命是“為了活”而不是“為了死”，但“為了活”無法通過個人解放而獲得，而必須同時解放“整體”，從而求生意志可以展現(xiàn)為犧牲精神、必勝信念、超越個人利益的勇氣，以及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榮辱與共的意志。因此，在后革命時代，對革命的忠誠只能展現(xiàn)為“啟蒙”確立了自身的主流地位之后的繼續(xù)探索、持續(xù)顛覆和朝向不斷解放的進程。這是多大的諷刺：

“我們這些‘精英’知識分子就是沒有憎恨也不會憎恨的人。我們好說‘告別革命’，實際上不是我們告別了‘革命’，而是‘革命’告別了我們。我們根本就沒有革過命，也從來沒有打算去革命，我們向誰告別？……總之，我們是戴著白手套而采摘了我們的文化成果的?！彼怃J地指出：這一“戴著白手套”的“告別革命”及其連帶的審美趣味最終只能墮落為資本與權力的婢女。

富仁對于三十年代左翼的辯護并不是要重建左翼的牌坊，而是在歷史力量的升沉起伏之中，在三十年代與當代的對照中，探索遮蔽和壓抑的能量。如同魯迅在“五四”時代對于“真的人”的追求，他對東北作家群的研究也正是挖掘中國現(xiàn)代文學歷史中的“真的人”，或用他自己的語言說，是“全人”——不是文藝復興時代的全才，而是有真實的愛恨情仇的人，即便是褊狹、恐懼或其他弱點，也映現(xiàn)著完整的人生狀態(tài)。通過對東北作家群的重新檢視，他不但重新定位了左翼文學和東北作家群在現(xiàn)代中國文學中的位置，也重新發(fā)現(xiàn)了魯迅的獨特位置。與大多數(shù)“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不同，“魯迅越來越同掙扎在生命途程中的社會底層的知識分子，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命運和前途聯(lián)系在了一起，越來越同掙扎在生死線上的底層社會群眾的命運和前途聯(lián)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