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王睿】

4月16日上午，國臺辦發(fā)言人朱鳳蓮回應了記者詢問臺灣作家龍應臺日前投書《紐約時報》，批評賴清德在島內“制造恐慌、引發(fā)對抗”一事：

“越來越多臺灣民眾已經(jīng)認識到‘臺獨引戰(zhàn)’的危險性和危害性，認識到不能成為賴清德‘臺獨’冒進的犧牲品，認識到‘臺獨’是絕路、統(tǒng)一擋不住。正告賴清德當局，任何違背民意、違逆大勢的圖謀都將遭到唾棄，都注定失敗?！?

龍應臺這篇文章的題目叫《臺灣的時間不多了（The Clock Is Ticking for Taiwan）》。作為著名公知人物，這確實可以看作是一個信號：縱觀如今內外情勢，與龍應臺素來的言論慣性，若不是玩笑話，該文實質上是在提醒：“臺獨”的時間不多了。

否則，龍應臺就不會礙于自己的格局，而看不見臺灣來日方長的一面。

和平主張的核心毛病

龍文唯一具體的主張是：“隨著特朗普拋棄民主價值和美國的朋友，臺灣必須立即展開一場嚴肅對話，討論如何在我們可以接受的條件下與中國大陸實現(xiàn)和平，而不是讓大國（美國）決定我們的未來?！?

恰恰也是這段言論，暴露了最核心的問題：臺灣首先是美國的棋子，也是美式全球產業(yè)鏈的中下游代工，從來不是什么美國的朋友或者民主價值同盟。龍應臺開篇引述“Ukraine today, Taiwan tomorrow”，恰恰說明哪怕是臺灣的出租車司機還比她清醒認識到這一點。

其次，由于資本主義選舉民主制與政客操弄的遺習，臺灣社會正卷入歇斯底里的大罷免運動。如何可能在此時讓嗜血的政客與魔怔的選民立即停工，讓數(shù)十年來被仇恨撕裂的臺灣社會冷卻對立的熱情，來理性展開關于自己和子子孫孫未來命運的對話？

其三，曾幾何時，臺灣人獨自決定過島嶼的未來命運？哪一次外力入侵是單獨針對臺灣，而不是沖著中國大陸利益才來？大國決定臺灣未來的哪一次歷史事件，不是與中國大陸的命運或遭遇息息相關？

因此，龍應臺一文客觀上造成的提醒是：唯心主義“臺獨”幻象的時間不多了。

沒有臺灣獨自決定未來的歷史經(jīng)驗

就歷史經(jīng)驗來看，作為中國東南邊緣的大陸島，臺灣并不曾有獨自決定前途的事實。

從史前時代到歷史時期，臺灣的發(fā)展取決于中國大陸的發(fā)展，包括孫吳到隋唐宋元明。明末勢衰后，臺灣命運的決定者是荷蘭殖民者、明鄭與清朝三方面，最終主導臺灣的仍是中國大陸政權。

清末勢衰，人類進入“帝國主義世紀”，包括但不限于臺灣的全中國都成為歐美日刀俎的魚肉。臺灣官紳欲獨立于日帝的統(tǒng)治，于1895年5月成立不滿5個月的“臺灣民主國”，年號“永清”。期間“感念列圣舊恩，仍應恭奉正朔，遙作屏籓，氣脈相通，無異中土”。

日殖臺灣50年，自“據(jù)為島國，遙戴皇靈”的唐景崧、丘逢甲、劉永福等人抗日失敗后，臺灣民眾因辛亥革命外溢影響而繼續(xù)武裝抗日數(shù)年。其后受到改良派梁啟超等人影響，臺灣抗日改武斗為文斗，以延續(xù)漢文化與新思潮為責任。至1930年代中國全面抗日，許多進步青年從壓抑的殖民地臺灣內渡大陸，共襄抗戰(zhàn)直至勝利。

臺灣重歸祖國后，國共內戰(zhàn)疊加美蘇冷戰(zhàn)決定著臺灣的命運。1990年代以后，臺灣未改美國對華戰(zhàn)略前沿的角色，也未改變美式全球化產業(yè)代工的性質。21世紀以來，蔡、賴更以美國馬首是瞻，終于走到今日“時間不多”的處境，如何還可能自己決定未來？所謂民主選舉，也就是買辦資產階級的爭權游戲而已。

歷史發(fā)展的經(jīng)驗說明，所謂“臺灣自決”只是政治大頭癥幻滅前的精神抽搐。

2016年，龍應臺在香港演講時，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周偉立說自己的啟蒙歌曲是《我的祖國》，現(xiàn)場齊聲高唱這首歌視頻截圖

資本主義選舉民主制的誤導

雖然歷史經(jīng)驗證明，臺灣前途取決于中國大陸的命運。但臺灣的政治體制卻決定了它難以制定相應的策略，只能被動應對局勢變化。

而為這種低能體制保駕護航的，卻是上世紀遺留下來的“雙戰(zhàn)結構”。時至今日，綠營大罷免藍營“民代”的宣講內容，仍然使用“反共”語言來操控聽眾的情緒。當年始作俑者國民黨在臺灣社會移植“反共”基因，才得以建構起來的國家機器，竟成為反噬國民黨的利器。

然而得益于選舉政治的綠營政客，為了選票只能采取對抗性極強的語言，從而限制長遠發(fā)展的考慮。每次選舉前，都有參選人渲染“抗中保臺”來拉票，造成選后無法制定不對前言的兩岸政策。臺灣作為一個選舉社會，選民經(jīng)過這種反復渲染以后，完成“智力洼地”閉環(huán)，稍一風吹草動即可被帶向“抗中保臺”的風聲鶴唳。

蔡英文兩度當選臺灣領導人，就是輕松操作2014年與2019年香港議題的成果。

偏偏不分藍綠的政客、媒體和公知，還十分吹噓這種每四年選舉一次的制度，毫不考慮制度性批量生產民粹的惡果。當民粹政治進一步惡化這個“智力洼地”，政商學媒都不敢也無法推動真正有利于長遠發(fā)展的政策，轉而傾向炒作意識形態(tài)、打擊對手。以至于任何想要推動兩岸和解的人物，必然被貼上“親中賣臺”的標簽。

如今自食惡果，臺灣配合美國對中國大陸脫鉤斷鏈的下場，就是被特朗普政府課以32%重稅，卻毫無反制的條件。

外力介入是民選制度的另一個缺點。美、日等國可以透過媒體、智庫和政治資金，影響島內的選舉結果，以確保當選者符合自身的利益，而不是臺灣的長遠發(fā)展。也就是說，臺灣民選結果其實受制并服務于美國戰(zhàn)略，包括被迫吞下萊豬肉。

因此，只在短期選舉利益與外力干預之間擺蕩的臺灣民意，就像送給自己一份“臺獨”幻象組成的愚人節(jié)禮物，只能內耗自愚，如何可能“立即展開一場嚴肅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