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揭示明清之際民本言說背后的士紳立場

在近代中國，明清之際的歷史、文化與思想是一個引起各派政治與文化力量持續(xù)關注的話題，形成了各種各樣的觀點。[24]特別是明清之際的著名儒者，如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顏元等人的學說，自從清代前期考據(jù)學興起之后，就廣受關注，對他們的不同評價，既體現(xiàn)出不同學派之間的論爭，又往往超出學術的范疇，與人們對世變的思考結合了起來。在晚清民初思想界，這幾位大儒或是被詮釋成帶有革命性與現(xiàn)代性的思想先驅，或是成為西潮沖擊下固守傳統(tǒng)價值者所時常抬出的文化符號，或是被描繪成中國本土的民主思想先驅。特別是最后一點，幾乎成為晚清自新文化運動以降不同思想流派之間的共識，其中的差別只在于用什么樣具體的民主理論來套到顧、黃、王、顏身上。包括一些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由于認為明清之際中國社會結構與生產(chǎn)關系發(fā)生了巨大而變化，因此這種變化在思想文化上的體現(xiàn)就是顧炎武與黃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中具有樸素的民主主義因素。可以說，在民國學界，能否對明清之際的歷史與思想提出具有原創(chuàng)性的見解，關系到能否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建立真正的權威。

長期參與當時思想界與學術界各種論爭的嵇文甫自然十分了解這一點，因此他撰寫許多關于明清之際思想與學術的論著。不過與以上所列舉的那些觀點不同，嵇文甫根據(jù)他對于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傳統(tǒng)學術的認識，對明清之際的民本思想進行了頗為詳實的辨析。在撰寫于1931年的《十七世紀中國思想史概論》一書中，他承認：“明末清初是中國地主階級自救運動很緊張的時代，是經(jīng)世致用思想極興盛的時代。當時那班大師各本其對于中國社會中歷史的認識，提出自己政治改革的方案。其審時度勢，深思遠覽，所以為中國地主階級定久安長治的大計者，實非一般淺智短見的陋儒所能想象得到”。[25]

顧炎武像

但關鍵在于，表彰這些先賢在中國思想史演進脈絡中的杰出地位是一回事，認為其思想主張能夠和現(xiàn)代民主理論接榫又是一回事。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諸篇，批判君主權力過于膨脹，強調(diào)君主之間的關系應以道義為準則，反對大臣對君主的“愚忠”，建議在制度設計中提高宰相的政治地位，使之成為官吏之長，讓相權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君權的制約，創(chuàng)建具有穩(wěn)定性與實效性的律令體系，在地方上將以士人為主體的學校改造成議政機構，借此來伸張士紳階層的權力。嵇文甫指出，這些主張固然頗有見地，但究其實，“近代民權政治的原則‘民有，民治，民享’?！裼小?，‘民治’，梨洲都還說不到，只有‘民享’，總算慨乎其言之了。這種思想，我以為只可稱為‘重民思想’，徑稱為‘民權思想’似乎還不大妥當”，因為其主張“總沒有想到民眾自己支配政權”。[26]

關于如何分析某一歷史時期的思想，馬克思與恩格斯指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tǒng)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的形式，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27]這段話的引申之義就是，在研究思想史時，在掌握大量材料的前提下，不能毫無辨別的輕信各種思想與主張，而是要將其與言說者、宣傳者的真實的政治與經(jīng)濟地位結合起來，考察言說者與宣傳者如何通過這些表面上帶有普遍性意涵的思想與言說來表達自己真實的訴求，進而在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中辨析這些訴求體現(xiàn)著怎樣的社會關系，象征著怎樣的歷史趨勢。

作為一名馬克思主義者，嵇文甫在研究黃宗羲等人的民本思想時正是踐行這樣的方法論。在《明夷待訪錄》中，黃宗羲對于君主權力過于膨脹之危害有著極為辟透的分析，認為這不但容易導致政治體系紊亂，而且違背了古人重視“公”的政治倫理，因此他建議在未來的制度設計中抬高相權與地方士紳的權力。對此，嵇文甫指出，不能像晚清民初的不少人那樣，將黃宗羲的這些主張視作是一種超出歷史語境、具有普遍意義的“反抗君權”，而是應該注意到，“這種傾向表示什么意義呢？作這種主張的是站在什么立場上說話呢？我以為丞相是士大夫的領袖，丞相政治是一種士大夫政治，也就是一種變相的貴族政治，這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意識的表現(xiàn)”。[28]

他一針見血的指出： 然而我們必須知道，梨洲的學校是士大夫集團，他是要以士大夫集團的力量監(jiān)督政府的。士大夫是代表地主利益的知識分子。由士大夫掌握的政治，終歸是勞心者統(tǒng)治勞力者的政治……在這樣的等級社會中，會有民權政治之可言嗎？不管梨洲說得多么漂亮，他總是沒有超越了士大夫統(tǒng)治的理想。丞相是士大夫，學校中所教養(yǎng)的也都是士大夫。他以為只要把政權公開給士大夫，不由君主及其左右近習恣意妄為，政治就清明了。這只可謂之紳權政治，而不可謂之民權政治。紳權政治是由貴族政治脫化而來，當時諸大師都抱此理想，而梨洲所言最帶急進色彩，可算是當時紳權論的左翼。但是無論怎樣左，也沒有左到民權主義。[29]

不管士紳集團如何批判君主權力過于膨脹，但自宋代以來，士紳的經(jīng)濟基礎主要建立在對土地的占有與對佃農(nóng)的剝削之上。就此而言，士紳集團固然與皇權會有一定的沖突，但在支配土地、控制主要經(jīng)濟與文化資源、役使大多數(shù)民眾這一點上，紳權與皇權的利益一致性遠大于分歧。[30]因此，嵇文甫的這個觀點，不但有助于全面把握明清之際民本思想的內(nèi)涵，而且還有助于認識到近代借黃宗羲之名來宣傳“民主政治”的一些本質屬性。

前文談到，梁啟超回憶早年從事政治活動，經(jīng)常借黃宗羲的論著來普及自己的政治主張。早在戊戌之前，西方近代資產(chǎn)階級議會體制傳入中國，不少中國士人覺得應效仿其法，以收“通上下之情”之效。關于議員資格，按照王爾敏的研究，時人“大致趨于上下院之制，而上院則以宗室勛戚及各部卿相為議員，構成貴介議院。下院則用下級官吏與練事之紳商為議員，取其老成碩德，才識卓異，以構成清流議院?！盵31]戊戌變法期間，在湖南參與新政的梁啟超，認為政治上的變革，當務之急應“復古議，采西法，重鄉(xiāng)權”，踐行類似于地方自治的舉措。他認為當時中國一般民眾嚴重缺乏政治能力，所以“必先使其民之秀者，日習以公事，然后舉而措之裕如也?！倍^“民之秀者”，非地方鄉(xiāng)紳莫屬。因此欲興民權，先興紳權，“紳權固當務之急矣?！盵32]

在這樣的背景下，黃宗羲的相關主張自然很容易讓提倡改革的人士作為思想資源與宣傳工具?！八S宗羲）主張加重宰相的職權，而造成一種虛君制；又主張以學校監(jiān)督行政。這都是他的苦心孤詣，欲以濟君主專制之窮。倘若他的理想竟能實現(xiàn)，或者會成一種紳權政治”。[33]“相權也罷，士權也罷，都只能算作紳權，而不能叫民權”。[34]由嵇文甫的這一觀點出發(fā)，則更能看清從明清之際到晚清，中國的士紳階層對于伸張自身權力之訴求的連續(xù)性，以及如何將這種訴求不斷的學理化、普遍化，同時也可洞悉這樣的訴求與名副其實的大眾民主之間的根本性差別。

與之相似，在《日知錄》的討論歷代制度變遷的部分，以及《生員論》、《郡縣論》等文章中，顧炎武基于民本的立場，也提出了他自己對于政治問題的主張。他認為在廣土眾民的環(huán)境下，由中央派遣官吏治理地方，在行政上會帶來諸多不便，由于官吏不熟悉本地情狀，往往需要借助長期生活在地方，具有“地頭蛇”色彩的胥吏的幫助，這就給了后者假借政治權力來欺壓百姓、中飽私囊的機會。為了讓民眾不受彼輩的侵擾，顧炎武認為要在郡縣體制下注入先秦時期的封建因素，即在一定范圍內(nèi)允許地方官員世襲，這樣由于他們與本地的興衰命運與共，并且十分熟悉當?shù)氐恼闻c經(jīng)濟狀況，因此就可以發(fā)揮更大的主動性來治理地方，不但能夠庇護民眾，而且還能組織力量，御寇自衛(wèi)。顧炎武的這些設想，在晚清也被一些主張改革的人士視為地方自治理論的先驅，借此來削減皇權對地方的支配。但嵇文甫通過征引顧炎武《裴村記》中所說的“予嘗歷覽山東、河北，自兵興以來，州縣之能不至于殘破者，多得之豪家大姓之力，而不盡恃乎其長吏”，[35]指出：

他（顧炎武）的意思只是要充實地方上的自衛(wèi)力量……為防止“不虞之變”起見，只有采取封建遺意，使地方權力強大，足以自衛(wèi)，即所謂“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這正是當時地主階級所需要的一種自救方策。但亭林鞏固地主階級統(tǒng)治的方策猶不止此。他不僅要加強地方官的權力，并且要加強豪家大姓的權力。他很明瞭當時政權是建筑在豪家大姓之上，他很明瞭豪家大姓是當時國家的柱石。[36]

因此，在分析顧炎武的政治思想時，不應忽視他所寄希望于改變政治現(xiàn)狀的那個群體的基本特征。在中國歷史流變中，豪族大姓具有怎樣的特點，其經(jīng)濟支配方式對于社會有何影響，這從歷代儒者反復抨擊“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的現(xiàn)象，以及反復強調(diào)“抑兼并”、“恤貧民”的呼聲中，或從歷代農(nóng)民起義不斷打出“均貧富”的口號中，或可窺見一二。遠的不說，在顧炎武生活的時代，晚明官僚豪紳集團變本加厲的占有土地、壓榨剝削農(nóng)民，讓許多自耕農(nóng)變?yōu)榈刂麟A級的佃戶，就是導致明末農(nóng)民起義的重要原因。[37]如果說民本思想在覆蓋面上應盡可能的兼顧到更多的人，那么顧炎武的這些主張，反而使民本思想中“民”的范圍大為縮減。

總之，嵇文甫強調(diào)，顧炎武“當創(chuàng)巨痛深之后，深感社會失去中堅組織的危險，故重守令，重氏族，皆所以救其弊。他最卓絕的地方，在認識社會勢力，不僅注意政治的表面，而知道抓住其社會基礎。此之謂‘識治本’，‘達治體’。為東方式老封建帝國的君主策治安者，大概沒有比這再深切的了”。[38]這一觀點，無疑有助于洞徹顧炎武政治思想的主要是為哪個社會力量吶喊的，而不會將一些對于現(xiàn)代政治的期許投射到古人的思想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