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樺：我完全同意您的觀點。世界上唯一的正式維和部隊就是聯合國維和部隊。您的表態(tài)非常明確，也非常有力。中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主要貢獻者，不僅在人員派遣方面投入巨大，在財政支持上也是貢獻最大的國家之一。因此，我認為未來在聯合國安理會的決策以及維和授權方面，中國完全可以發(fā)揮關鍵作用。

您成長于一個科學家與外交官的家庭，這對您的職業(yè)生涯和世界觀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應當從冷戰(zhàn)歷史中吸取哪些教訓？在去世前，您的祖父安德烈·葛羅米柯曾高度評價當時正在進行的改革。能否與我們分享當時的情況？如今，許多人拿特朗普與戈爾巴喬夫進行比較，您如何看待這種比較？

阿列克謝·葛羅米柯：事實上，我一直追隨我爺爺安德烈·葛羅米柯和我父親阿納托利·葛羅米柯的足跡。安德烈·葛羅米柯最初是作為科學家開始他的職業(yè)生涯的。1936年，他在經濟學領域獲得博士學位，研究方向是美國經濟。直到1939年，他才被邀請加入蘇聯外交部，開始從事外交工作。但即便如此，他仍然在科學研究領域保持活躍。1957年，他被任命為蘇聯外交部長，但就在此一年前，他剛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論文。

當他在1952-1953年擔任蘇聯駐倫敦大使時，他仍然在收集研究材料，為自己的博士論文做準備。即使在1957年成為蘇聯外交部長之后，他依然撰寫了大量的學術文章和書籍。因此，他既是外交官，也是學者。他始終認為，外交不僅僅是一項職業(yè)，也不僅僅是一種公務，而是一門藝術。對他而言，外交的藝術必須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之上。這種“外交、藝術、科學”三者結合的理念，貫穿了他的一生。

他堅信和平共處的概念。這正是為什么，在他的外交推動下，蘇聯與美國以及西方其他主要國家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逐步實現了高度的外交互動，即我們所說的緩和政策。在此期間，蘇聯與美國簽署了一系列重要的雙邊與國際條約，例如：《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一次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第二次削減戰(zhàn)略武器條約》、《反彈道導彈條約》（但遺憾的是，美國在2002年單方面退出了該條約）。

1972年，葛羅米柯和尼克松正式確立《反導條約》生效 （圖源：哈佛大學）

他一生致力于構建全球戰(zhàn)略穩(wěn)定的架構，推動蘇美軍事和政治實現均勢，并用外交手段降低全球軍事風險。在實現這些目標的過程中，蘇聯外交政策采用了多種手段，但其核心并不是強行施壓，而是尋求達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公平協議。在某些情況下，需要妥協；在其他情況下，需要突破常規(guī)思維，尋找新的解決方案。但最重要的是，每次談判都必須向前邁進，減少軍事風險，不僅僅是在歐洲，而是在全球范圍內。

他始終堅信，當炮火沉寂之時，外交應該站到前臺，發(fā)出最終的聲音。我希望，如今的世界也能如此。當軍事沖突的高峰期過去，外交應當主導局勢，推動最終的和平解決方案。

韓樺：談到和平共處，中國去年隆重慶祝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提出70周年，邀請了眾多國際政要來到北京。我們剛才也簡要談到了聯合國在維和方面的作用。

因此，我想再問一個關于聯合國的問題，以及您對聯合國未來發(fā)展的看法。您參與創(chuàng)立了俄羅斯“支持民主全球秩序與聯合國”運動。您是如何設想民主全球秩序，它如何與世界朝著多極化方向發(fā)展的趨勢相契合？另一方面，即便在俄羅斯，也有一些反對聯合國的聲音，認為它已經不再適應當前的全球形勢。您認為聯合國需要進行哪些改革？

阿列克謝·葛羅米柯：您提到的這個運動，確實是由我父親創(chuàng)立的，我當時也提供了支持。后來在2019年，這一運動發(fā)展為安德烈·葛羅米柯外交政策研究協會。

關于聯合國，當我們問安德烈·葛羅米柯，他認為自己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時，他通常都會將創(chuàng)建聯合國放在首位。他曾親身參與了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隨后在1945年2月的雅爾塔會議上，戰(zhàn)勝國達成了一系列關鍵決策。接著是1945年4月25日召開的舊金山會議，最終在1945年6月26日簽署了《聯合國憲章》。

1945年6月26日，安德烈·葛羅米柯在舊金山代表蘇聯簽署了《聯合國憲章》（圖源：聯合國）

聯合國是雅爾塔-波茨坦國際體系的支柱之一。自上世紀90年代起，我就不斷聽到有人說雅爾塔-波茨坦體系已經過時，已經成為歷史，尤其是在蘇聯解體之后。但我堅信，我們今天所處的世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這一體系的延續(xù)，它也奠定了戰(zhàn)后國際法的基礎。聯合國安理會仍然是國際政治的核心，這是1945年戰(zhàn)勝國的遺產，并延續(xù)至今。

直到今天，還沒有一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不用說非常任理事國）不高度珍視自己的安理會席位，以及其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盡管長期以來，安理會一直是外交沖突與紛爭的場所，但它仍然是一個能夠反映世界秩序變化的重要平臺。例如，最近就烏克蘭危機問題的決議，美國、俄羅斯和中國都投了支持票，而法國和英國則選擇了棄權。只有聯合國這樣獨特的平臺，才能促成如此重大的外交博弈與決策。

我認為，雅爾塔-波茨坦體系的遺產仍然是我們當下世界的一部分，它并非遙遠的歷史，而是一種“活著的歷史”。因為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享受1945年戰(zhàn)勝國（包括中俄）的戰(zhàn)略決策為我們“前人栽樹，后人乘涼”。

阿列克謝·葛羅米柯參加2025·中俄三亞對話 （圖源：北京對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