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瑞典國家電視臺 Ulrika Bergsten：我來自瑞典，您對瑞典的整個ICT生態(tài)，包括IT和電信知識怎么看？

任正非：瑞典是非常了不起的國家。二十多年前，我曾給廣東電信局崔勛局長講“將來能追上愛立信”，他嘲笑我不可能。他給我講瑞典的全民教育、科技創(chuàng)新都非常了不起，包括很多新興技術都是從瑞典發(fā)展起來的。

華為大學第一期工程在明年初竣工，就是模仿你們的海灣區(qū)的房子設計的，多姿多彩。我們認為，瑞典的文化精神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一方面是瑞典人民的奮斗精神，另一方面是瑞典文化，都是值得我們學習。中國開始有人獲得諾貝爾獎，我感到中國開始在進步。

Ulrika Bergsten：您剛才提到二十年前不認為華為能夠趕上愛立信，今天至少在5G方面您認為華為已經(jīng)超越了愛立信，您覺得發(fā)生轉(zhuǎn)變的原因是什么？這個過程中發(fā)生了什么？

任正非：第一，我們知道自己是落后的，把喝咖啡的時間都用在工作上，都用在努力追趕上。第二，我們很開放，與全世界的大學、研究機構都有合作，而且給他們很多經(jīng)費。比如，5G的Massive MIMO技術早期是由瑞典林雪平大學的教授首先提出來的，世界上我們是第一個做出來的。我們與全世界合作，追趕世界，自知落后才會去努力爭取。

32、挪威廣播公司 Philip Lote：從很多方面來看，您在過去這幾十年的生活應該是中國發(fā)展的生動寫照。您這一代人經(jīng)歷了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前您提過看到了法國的紡織機器，以及文化大革命對您思考方式的影響。您覺得中國文化大革命對于您的思考方式以及對華為的塑造產(chǎn)生什么影響？

任正非：我經(jīng)歷了新中國成長的全過程。我小時候的地方極端貧窮，看到過極端貧窮的老百姓是怎么樣生活的；我經(jīng)歷了各項政治運動，知道了中國在左一下、右一下的錯誤中掙扎。

中國最大的錯誤是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對國家的影響非常巨大。那時剛好中國要建立遼陽化纖工廠，從法國德布尼斯·斯貝西姆公司引進設備建設化纖廠，我正好去參與建設，接觸了很多先進東西，也避開了一段過激的革命活動。在粉碎四人幫后，國家重新振興的時候，學到的本事和技術，得到應用，快速進步。在我們快速進步的時候，國家為了發(fā)展經(jīng)濟建設，決定大裁軍，把軍隊裁掉。我們被整建制裁掉了，到深圳這個開放改革的前沿陣地。那時開始市場經(jīng)濟，我膚淺到什么程度呢？不知道什么叫“超市”，很多好朋友從國外留學回來跟我講超市，怎么講都聽不明白，什么叫超市？為什么叫超市？不能理解。從這種膚淺的情況下走到市場經(jīng)濟，磕磕碰碰，你想多么困難。

那時的干部還是任命制，我當一個小公司的副經(jīng)理，其實我沒什么權力，一個個干部都是上面任命，帶著頭銜來的；有些人也并不向我匯報工作，但是做錯事了，要我承擔。在不懂市場經(jīng)濟的時候，我犯了大錯誤，給人騙走了貨款，我花一年多時間去追貨款，那時沒錢請律師，我把所有法律書籍學了一遍，準備自己當律師打官司。最后追回了財產(chǎn)，但不是現(xiàn)金，變現(xiàn)還是有損失的。后來公司就不要我了，我無路可走，最后只好創(chuàng)業(yè)。我創(chuàng)業(yè)賺到錢以后，幫原來公司還了一部分外債。那時我才開始明白什么叫市場、什么叫經(jīng)濟，懂得一點點，還是懵頭懵腦在創(chuàng)業(yè)，根本不知道通信世界為何物。

我們公司第一代做通信產(chǎn)品的人是拿著一本大學老師的教科書，照著教科書在開發(fā)，就是從這樣簡單的路一步步走過來的。但是有一點與別人不一樣，我們寧可自己吃得差一點，寧可自己穿得差一點，我們都要投資到未來。為什么我們能比別人成功一點？美國的錢都到華爾街去了，歐洲的錢都分給大家喝咖啡了，我們把所有錢都用來對未來投資，投資量是極其巨大的?，F(xiàn)在我們每年的科研經(jīng)費基本上在150-200億美元左右，大概有八、九萬研發(fā)人員，不顧一切撲上去，在這一點上就突破了。

第二，因為我們沒有背上過去的傳統(tǒng)包袱，容易吸收新鮮事物。5G來源于十年前土耳其Arikan教授一篇數(shù)學論文，他發(fā)表論文之后兩個月，我們發(fā)現(xiàn)這個論文，就組織幾千人撲上去，解析這篇論文，把它變成專利，就把5G做起來的。所以，我們現(xiàn)在廣泛給全世界大學提供資助、提供幫助，這是學習美國的拜杜法案的精神，這就是說，我們投資大學，可以不要求成果和收益。因為美國政府經(jīng)常給大學錢，專利可以歸大學，我們也一樣，資助之后都可以歸他，我們就得到一個知曉權，把大學變成“燈塔”，可以照亮我，也可以照亮別人，如果我們先理解一下“燈塔”的含義，就會比別人領先了一步。二是，我們有一萬五千多名科學家、專家和高級工程人員去理解科學家的東西，把金錢變成知識；有六、七萬工程師把知識變成商品，再把錢賺回來。經(jīng)歷了這個過程，我們慢慢找到一條路，就慢慢明白一點。經(jīng)歷了三十年的彎彎曲曲的路，應該說今天剛剛開始明白了一點，未來的路還很長，會不會走錯路？不敢說不會走錯路。

Philip Lote：這個土耳其教授后來有沒有從華為這里獲得收入或者分紅？

任正非：沒有。我們想給土耳其教授一點報酬，他拒絕接受。我們對他的實驗室是一直有支持的。

33、芬蘭國家公共服務廣播公司 Juha Matti Mantyla：剛才您簡單提及了中國政府和華為的關系。兩三年前，我和諾基亞董事長有過一次交流，當時這位董事長提到華為給客戶提供的金融或者融資方面的條款，諾基亞是完全沒有能力提供的。他當時有可能說的是其他中國企業(yè)，也有可能說華為，記不清了。但是我們當時談的話題是華為。有可能中國政府或者中國出口信貸組織給華為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方面的支持，一定程度上來說是中國全方位推動像華為這樣的企業(yè)走向全球。所以，華為的成功不僅僅是華為的成功，也有可能是整個中國都在后面提供很大的推力，而這種待遇是其他科技公司所不曾享有的。我的這個觀點對嗎？

任正非：首先，出口信貸最早是西方公司使用的。中國在開放改革的時候是一個非常貧窮落后的國家，電信運營商沒錢買諾基亞、愛立信、阿爾卡特的設備，都是西方國家提供給運營商貸款來購買他們的設備。那時中國政府沒有任何貸款可以給運營商，所以運營商不買我們設備。最早的歷史階段是這樣的。

后來中國政府也學習西方的作法，對非洲、對一些貧窮的國家提供貸款購買設備，貸款是給運營商，而不是給我們，如果給我們提供貸款，我們接受不了這個負債比。我們能享受到出口信貸的額度其實沒有多大，大部分是給大型的基礎建設工程如橋梁、鐵路，電信合同總體來說金額比較小，電信運營商大多數(shù)也比較有錢，購買設備的主要競爭不是在信貸問題上。中國最早的信貸就是從西方國家向中國賣東西開始，中國國家剛開放時錢都沒有，幾乎沒錢。

出口信貸是世界上流行的規(guī)律。

Juha Matti Mantyla：您是否同意這樣的說法，諾基亞和愛立信跟客戶談判合同的融資條款時，更加受制于像經(jīng)合組織的規(guī)則或者其他規(guī)則，反而華為在和客戶談合同的融資條款時不受什么限制？

任正非：我們也要遵守規(guī)則，不遵守規(guī)則很難存活下來。

34、丹麥廣播公司 Philip Khokhar：在中國，一般有影響力的人不喜歡跟媒體打交道，特別是不喜歡跟外國媒體打交道。剛才您也說了批評文化大革命的話，難道您不覺得像您這么有影響力的人在中國說話也要謹慎一些嗎？

任正非：文化大革命不只是我批評，國家做總結也在批評文化大革命，國家不是什么事情都不可以批評。我們只要堅持實事求是地講話，沒有什么打壓的負擔，跟西方國家一樣，我們國家也是言論自由的，只是不能講一些太出格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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