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期名義利率受到零的下限約束是指，金融危機以后所有西方國家都已經(jīng)把短期利率下降到非常低了，接近為零，目的是促使人們投資和消費，但是它有一個零的名義利率的下限。如果你的利率名義是負的以后，人們寧愿把錢存在自己家的枕頭下躺著睡覺，它至少名義上還可以保值，假設名義利率是百分之負一的話，100塊錢存在銀行一年以后變成99塊錢；而如果100塊錢我哪也不存，放在家里枕頭下還是能保值100。

薩默斯的意思是為了促進投資，促進經(jīng)濟的復蘇，很可能實際上需要打破零的下限，但實際上困難很大，因為人們就會把錢存在自己家里。他這個文章是2013年寫的，但是從2014年以后，大家可以體會到西方經(jīng)濟危機的嚴重程度，因為歐盟和日本，包括瑞士，包括最近匈牙利都已經(jīng)明確地使用名義負利率。

負利率實行的時間，最早是丹麥2012年，歐元區(qū)2014年6月，瑞士2014年12月，瑞典是2015年2月，日本是2016年2月，匈牙利在2016年3月也開始采取了名義負利率?！懊x負利率”可以說百年不見的，過去歷史上只有過實際負利率，是由于通貨膨脹很高。而名義負利率卻從來沒有過，因為大家都認為零利率是一個下限，但是，從2014年以來，這么多國家和地區(qū)都采取了名義負利率，這是一個很奇特的、傳統(tǒng)的經(jīng)濟學認為非?；奶频臇|西，等于是我借錢給你還要倒貼。

雖然突破了所謂的“名義零利率”的下限，但實際上很難突破太多，為什么？現(xiàn)在名義負利率還是在0.5%、0.2%，歐盟現(xiàn)在是0.4%，為什么人們還能接受？因為它還有“現(xiàn)金安全保管費”的問題，比如我把很多錢存在我枕頭下可能不安全，我存在銀行里可能安全一點，銀行給我保管，還有武裝警察押運，但是如果保管費太高（名義負利率太高），人們不一定愿意支付?，F(xiàn)在利率是負的竟然還是投資不振，所以薩默斯說出現(xiàn)了“長期停滯”。

第四，工資和價格的下降或低于預期導致消費者和投資者都不敢花錢，收入和財富從高支出（high-spending）的債務者向低支出（low-spending）的債權人重新分配。大部分的錢，是在債權人手里。中國有類似的現(xiàn)象，大量銀行的錢沒有投資到實體經(jīng)濟當中，是在銀行之間、金融機構之間以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比如前段時間股市的波動和所謂“傘型信托”，都不是真正spending，不是債務人支出，而是債權人支出。這是薩默斯擔憂長期停滯的四個原因。

薩默斯提出“長期停滯”理論是在2013年，有一個比較深刻的重要背景，這個背景在咱們國家了解的不多，就是奧巴馬總統(tǒng)在他2008年就任的時候實際上搞了一個“小新政”，但他相對低調，為什么？大家知道美國共和黨里有一個茶黨運動，這個茶黨老是阻擾政府每年預算的批準。

奧巴馬2008年剛上任，他的國外政策還是延續(xù)美國的傳統(tǒng)，有很多維持帝國的做法，但是在國內政策方面，因為奧巴馬本人是一個黑人，來自于社會比較底層，還是比較關注美國的普通勞動者。所以，他搞了一個新政，但他不敢大張旗鼓。有一個記者Michael Grunwald長期跟蹤報道白宮，他寫了一本書叫《新新政》（NEW NEW DEAL）。

奧巴馬在2009年簽署了《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通過的時候被共和黨打了很多折扣，但是財政刺激和對各個州，包括醫(yī)療、教育的支出也不少。《NEW NEW DEAL》這本書認為，這實際上是個“小新政”，如果沒有這個“小新政”的話，美國經(jīng)濟還不可能像現(xiàn)在這樣復蘇，雖然復蘇得不令人滿意，但畢竟還是復蘇了，至少比歐盟、日本要好些。

當然這個“小新政”遭到許多反對。一種批評來自格林斯潘，他當過18年的美聯(lián)儲主席。2011年，在“小新政”還在執(zhí)行過程中，他以個人名義發(fā)表了一篇文章。他說的有點技術性，但基本上，他的意思是，如果按照常態(tài)來說，奧巴馬搞的小新政沒有能夠使經(jīng)濟恢復到未發(fā)生危機之前的狀態(tài)。如果按照危機之前那個潛在的增長曲線來看，這個“小新政”沒有什么太大用，這是格林斯潘想說的意思。

薩默斯提出“新常態(tài)”是“長期停滯”，實際上是回應格林斯潘的批評，包括共和黨里茶黨的一些批評。在某種意義上，他強調2008年后美國是“新常態(tài)”，就像中國習主席說的要適應那個新常態(tài)，有一個平常心態(tài)。如果沒有奧巴馬這個“小新政”的話，美國經(jīng)濟可能都不會是L型的。

薩默斯的應對方案是加強基礎設施投資。這是因為當前的真實利率實際上處于非常低的水平，因為名義利率是負，但是通貨膨脹率也很低，所以，真實的利率是很低的。薩默斯認為，恰當設計的基礎設施項目將有助于降低，而非增加公共債務負擔，這是他的一個主要的論述。

他的解釋是，“假定一條高速公路的投資完全來源于公共債務，且修建該高速公路不會帶來任何的促進效應（這是非常保守和不符合事實的假定）；進一步假設該投資的真實收益率只有6%（考慮到關于公共投資的一般收益率，這同樣是非常保守的假設）。由于政府宣稱將對每額外1美元收入征收25美分的稅收，因而扣除通脹率之后的年稅收將增長1.5%；而在美國及很多工業(yè)國家，在長達30年的時間里，真實利率（即名義利率減去通脹率）的成本都在1%以下。因此，基礎設施投資事實上將減輕后代的債務負擔。”他的這個提議和林毅夫教授最近一再呼吁的，在中國，特別是中西部加強基礎設施投資，實際上整個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在講了“供給側改革”和“新常態(tài)”的政策話語的國際背景之后，我下面進入到本次講座理論上核心的內容，即“組合謬誤”的問題。我想強調，實際上主流的經(jīng)濟政策的理論分析框架，不論在國內還是國外，還是一種微觀經(jīng)濟學的思路，這種思路沒有能理解到凱恩斯所創(chuàng)立的“宏觀經(jīng)濟學”的深刻意義。“宏觀經(jīng)濟”不是每一個微觀經(jīng)濟市場的簡單的加總。每一個單一的市場的供求平衡，通過價格來調整，但是為什么會出現(xiàn)所謂總需求不足呢？或者過剩？因為單一的市場靠價格來調節(jié)，這就是微觀經(jīng)濟學的思路。而宏觀經(jīng)濟學的思路就不同，凱恩斯的貢獻是創(chuàng)立了宏觀經(jīng)濟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