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與“國”和“政”與“法”

本文最后要探討的問題是中國政治體制下的“黨”與“國”和“政”與“法”之間的關聯(lián)。這是西化和革命兩大傳統(tǒng)之間的關鍵問題，當然也涉及古代傳統(tǒng)。它實際上是民法典編纂所不可回避的問題。

首先，中國國家機器和中國共產黨在一定程度上是分開的；國有憲法，黨則另有章程，但是，我們如果仔細檢閱這兩個不同的文件，會發(fā)現它們其實是緊密關聯(lián)的。

在憲法的序言中，有五句話總結了黨在整個政治體制中所占的位置：“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tǒng)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句話顯然是對黨的正當性歷史基礎的說明，而且，不言而喻的是，如此的正當性決不遜色于源自西方形式選舉的正當性?！爸袊旅裰髦髁x革命的勝利和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理，修正錯誤，戰(zhàn)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這句話表述了黨經過歷史實踐而確立的意識形態(tài)。“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xù)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fā)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這一句總結了改革以來的重要變革（下面再仔細討論）。“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過程中，已經結成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有各民主黨派和各人民團體參加的，包括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建設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tǒng)一的愛國者的廣泛的愛國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將繼續(xù)鞏固和發(fā)展?！薄爸袊伯a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xié)商制度將長期存在和發(fā)展?！边@兩句可以理解為對中國共產黨與其他政黨性質不同的說明。首先是源自民國初期對議會政黨政治的反思，由于軍閥掌握實權的客觀實際，議會政治多限于形式，乃至無關緊要，因此而產生對另一種、（可以稱作）“超級”的政黨的組建的要求。之后，在革命斗爭和全民抗戰(zhàn)中，確立了中國共產黨的“超級政黨”自我定位——它是個超越其他（一般意義的）黨派和政黨的組織。在概念上，前者（一如西方意義中的政黨）是處于國家之下的組織，在議會和選舉中競爭，后者則是與國家并行的組織。前者是一般的“民主黨派”，后者則是黨國體制中的超級的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2004［1982，1988，1993，1999］；“超級政黨”概念見汪暉，2014：70-71）

檢閱《中國共產黨章程》（以下簡稱“黨章”）的序言，我們立刻可以看到，上引的憲法序言乃是對黨章序言的簡短總結，所表述的其實是同樣的內容。黨章的序言開宗明義地寫道：“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同時是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先鋒隊，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領導核心，代表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fā)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ā吨袊伯a黨章程》，2012）作為“中國人民”的“先鋒隊”以及“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代表，它的自我定位不僅是“最廣大人民”意愿的總代表，還是超前于其意愿的代表，也可以說是國家正當性的終極來源。隨后是與憲法序言基本一致，但是更為詳細的關于黨正當性的歷史基礎，其立國意識形態(tài)以及其后諸多修正和新內容的總結表述，特別是新加的“鄧小平理論”和“依法治國”（1999年），以及“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004年）。相比而言，憲法中的序言明顯只是黨章這部分內容的簡要總結——憲法一句話所表達的，在黨章里多用一段或數段話來表達和說明。因此，黨章的序言可以說是比憲法序言要詳細得多的憲法性序言。就此意義上來說，它也具有一定的“憲法”或“基本法”實質。

如此一起檢視黨章與憲法，我們看到的首先是，兩者正文的內容雖然很不一樣——憲法正文的主要內容是國家的組織和機構，而黨章正文的主要內容則是黨組織的結構和規(guī)則，但是，如上所述，兩者在更為關鍵的序言上有一定的統(tǒng)一和整合。而在西方的體制之中，“政黨”是處于國家之下而在議會和選舉中競爭的實體，一旦競選成功而成為執(zhí)政黨，可以暫時代表凌駕于政黨之上的國家，直到其下野而被另一政黨所取代。而中國則由于對中國共產黨作為超級政黨的定位，確立了現當代中國的黨國政治體制，與西方的三權分立政治體制十分不同。

同時，將憲法和黨章一起檢閱我們也可以看到，古代、革命和引進三大傳統(tǒng)是并存的，和上述非正式與正式正義體系、個人權利與家庭道德并存相似。一定程度上，黨國體制展示的是類似于古代的中央集權，以及“政”與“法”的緊密交織、纏結。當然也說明了革命傳統(tǒng)在今天的國家體制中仍然占有的位置。而國家憲法的內容和形式，尤其是關乎公民個人權利的表達，當然也說明了從西方引進成文法律的實際。

對“黨”與“國”這種并存的實際，我們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理解，一種是分別的共存，可以納入“多元”一詞的一般意義來理解，不需要關注如何把多元整合為一的問題。另一種則是互補的并存，并且是在結合、整合為一的的大框架下的并存。這就和（像許多西方觀察者那樣）把兩者分割或對立為二元的思維十分不同。在如此的大框架下，中國的政治體制和正義體系其實不太可能成為簡單的、完全仿效西方所代表的“民主化”、三權分立以及資本主義化的“現代化”，不太可能真正把其當作普世的“發(fā)展”道路。憲法序言中納入黨章序言的內容，而又同時讓國家結構和中國共產黨組織分別共存，所說明的其實是在兩者共存的大框架下，兩者是既分開也統(tǒng)一的。因此，我們不可能脫離“黨”來理解“政”，或脫離“政”來理解“法”，而必須把兩者放在一起來檢視，也必須梳理清楚兩者之間的關聯(lián)。毋庸說，這不僅涉及實踐之中的種種難題和矛盾，也是法理層面上的難題，但如今仍然只有較少關于這些問題的討論。

上面我們已經看到，迄今中國采納的改革進路主要是實用性的，從實用層面，包括在底層（鄉(xiāng)村）、中層（地方政府）和頂層（中央）的實驗，邊實驗邊逐步累進，亦即“摸著石頭過河”。在其過程中，可以在“現代化”和“發(fā)展”等大戰(zhàn)略決策下，暫時偏重西化的建設，但同時也會容納“本土資源”的另一方對其提出質疑、制衡。兩者如此的并存乃是在黨章和憲法代表的基本法中已經確定的大框架。如上所述，這其實也是三大傳統(tǒng)的并存。目前，在過渡期間固然可以暫時避開最疑難和充滿爭執(zhí)的問題，主要依賴在實踐之中逐步摸索出兩者之間可行的結合道路。但是，我們遲早不可避免地必須對如何整合兩者的問題進行剖析。

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黨對其自身演變的認識帶有深層的歷史感。上面我們已經看到，憲法和黨章的序言把國家的建立和其理論／意識形態(tài)的形成，以及之后的改革，都置于歷史演變的過程中來說明和理解。近年來更是一再修正憲法，在1982年新憲法公布施行之后，已經在1988、1993、1999、2004年四次進行重要修正：于1988年確立“私營經濟”的合法性；1993年納入“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歷史化范疇；1999年納入“鄧小平理論”，把其與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并列，并突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實行依法治國”的根本性決策；2004年納入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等。（《82年后歷次憲法修改的內容》，2014）這就和一般西方憲法強烈傾向一舉確立帶有永恒性、普世性的憲法原理和規(guī)則很不一樣。前者是以歷史化的過程為主，展示了應時而變的性質，后者則是以形式化的推理為主，以申明個人自由和財產權利等永恒性的“公理”／定理為主。前者展示的主要是實質主義的道德理念和歷史化的演變進路，后者則是形式邏輯化的演繹推理和普世化的進路。因此，前者較好修改，后者較難修改。

這里所展示的不同也可以這樣來理解：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現代主義的一個關鍵特征是對絕對化、普世化“公理”的追求，既可見于其“科學主義”，也可見于科學主義對法學與經濟學、其他社會科學，乃至于人文“學科”（包括哲學）的深層影響。上面我們已經看到，即便是認真考慮到“實踐理性”的康德，仍然還是在追求絕對化、普世化的“理性”公理，而不是像本文這樣提倡有限度、有邊界、分層次的概括。（固然，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黃金規(guī)則”一定程度上類似于康德的“絕對命令”。）

近半個世紀以來的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想大潮流主要是針對普世主義的批評。雖然，國內對后現代主義的理解偏重“去西方中心化”，帶有強烈的民族感情，但西方對其的理解則更側重對科學主義認識論的基本質疑。在這方面，中國因為一直沒有走到西方啟蒙以來的認識論那樣的極端，一直都比較側重歷史化、經驗化的認識。黨章和憲法其實都展示了那樣的基本思維；作為學者，我們也需要對當今中國的實際采納同樣的認識。

把中國憲法所展示的歷史感與西方的憲法思維相比，我們可以看到，西方（韋伯型）“形式理性”追求普世性的思維，其實是一種反歷史感的思維，也是比較片面和偏頗的。如上所述，它帶有強烈的永恒化追求，不像中國憲法那樣展示了高度的應時而變的歷史感。西方的現代主義則一直都強烈傾向追求絕對化、普世化的公理。而且，西方的演繹邏輯化思維強烈把人們的思想置于一系列的非此即彼二元對立的建構之中，如形式理性與實質道德、西方與非西方、理論與經驗、普世與特殊、現代與傳統(tǒng)等，把其推向完全偏重其中的單一方。

雖然如此，我們也要看到，綜合形式理性＋個人權利＋資本主義的西方式“現代化”，作為一套緊密相互關聯(lián)和依賴的體系，其威力是巨大的。對經歷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的國家和民族來說，乃是其所必須掌握或抗御的一種武器，不然便會受到欺壓、凌辱、侵略和殖民化。但是，同時我們更要看到，其所代表的僅僅是人類發(fā)展的一種可能形式，也是帶有很大破壞性的一種形式。我們不該放棄自身的真實感、歷史感以及道德理念，而完全接納、模仿那樣的一套認識，據此來組織國家和社會、經濟與法律，據此來治理，據此來確定對未來的追求。在理論層面上，我們很有必要對現代西方啟蒙時代以來的形式理性主義＋科學主義＋資本主義進行剖析，進而闡明中國在這些方面的判斷和抉擇。在筆者看來，這是中國今天十分需要大力推進的工程。

無論是西方“主流”的現代主義-科學主義-普世主義還是反主流的后現代主義-文化主義-特殊主義任何一方，顯然都不足以指導中國如今的探索。中國需要有自己來建設適合中國的認識和理論的信心。在正義體系方面，應該憑借中國文明在長時段歷史中，以及近現代所經歷的苦難和動蕩中所形成的真實感來探索符合中國自身的歷史、實際和理念的理論。真正可以依賴的是長時段延續(xù)的中華文明中的真正崇高的價值觀、真正的洞見、真正符合實際的認識。當然，也需要采納西方文明的眾多優(yōu)點，來補助自身不足的方方面面，但絕對不可能是簡單的非此即彼的全盤西化或全盤中化，不可能是任何絕對化了的單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