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時，香港問題的爆發(fā)，除了反映香港的小氣候，更加反映國際形勢大氣氛的變化，象征著中國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的過程陷入瓶頸。即使中國主張和平發(fā)展、永不稱霸，也無法改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全面抑制中國發(fā)展的決心，哪怕?lián)p害自身利益也在所不惜，中美貿易戰(zhàn)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而新冠疫情只是加速了中美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意味著中美博弈進入新階段，這并不以主觀意志為轉移。

在國際形勢的變化下，香港自然成為中美博弈的其中一個角力場。外界對中美金融戰(zhàn)時有議論，如果真到那一步，對香港有危有機，一方面相信會有更多中國企業(yè)因到美國上市受阻而轉到香港上市，另一方面美國亦有可能因此而狙擊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導致金融這個疫情下受影響較少的領域也會受嚴重影響?！案蹍^(qū)國安法”消息公布后，美國馬上威脅要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qū)”地位，甚至實施制裁。

在港反對勢力更加會瘋狂反撲。體制內，他們會爭取在立法會占多數(shù)議席，癱瘓政府施政，引發(fā)“憲制危機”?！案蹍^(qū)國安法”為他們提供了珍貴的政治動員資源。即使日后DQ（disqualified的英文縮寫，即“取消資格”——觀察者網(wǎng)注）議員或參選人資格，他們亦有以Plan B等借尸還魂的方法來應對，而街頭運動會更瘋狂，甚至采取恐怖主義手段，意圖令香港“北愛爾蘭化”。當然，這一切中央已經預料到。

只是開始而非取得勝利

“港區(qū)國安法”確實讓人精神一振，但有些朋友也不能過于興奮，誤以為港區(qū)國安法一實施就萬事大吉，就像如來佛祖的手掌一樣，一下子就把孫悟空壓在五指山，所有問題都能迎刃而解。然而，香港距離長治久安仍然很遠。

與打貪的“三不”一樣，治理都是講求“不敢反，不能反，不想反”三步走。

第一步是不敢反。面對即時的國安威脅，首要的是針對那些被煽動的、不理性的，要他們不敢反。前線警察的行動策略，加上拘捕、受審及判刑的案件愈來愈多，無疑提高了阻嚇度，相信“港區(qū)國安法”的制定及實施能進一步強化阻嚇性。當然，震懾力度取決于執(zhí)法力度。

第二步是不能反。面對暴力分子背后龐大而緊密的組織，這一步針對的是幕后組織者，尤其那些本土恐怖主義組織及外部勢力，他們固然不會因第一步而被嚇怕，繼續(xù)會組織行動、制造武器等。這需要有深入而全面的情報，才能領先一步瓦解他們的行動，令他們不能反。

然而，即使港府仿效澳門成立維持國家安全委員會，但由于政治部早已解散，執(zhí)法機關過去亦只著重治安，缺乏反恐和遏制外部勢力的相關經驗。雖然目前對“港區(qū)國安法”最終如何落實眾說紛紜，但筆者認為，鑒于上述情況，需要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機關在港設立機構，協(xié)助香港執(zhí)法機關提供情報，增強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從源頭打擊本土恐怖主義組織及外部勢力的組織能力。

最后一步是不想反，亦是三步之中最重要又最困難的一步。前兩步主要是強力國家機器方面的強化，但單靠行政及法律手段并不足以達到長治久安。要令香港市民不想反，實際上就是“人心回歸”工作，需要從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教育、傳媒、家庭、教會等）方面著手。

然而，多年來反對勢力在上層建筑占盡優(yōu)勢（也不能怪敵人，畢竟“宣傳思想陣地，我們不去占領，人家就會去占領”），幾乎控制了意識形態(tài)國家機器，已形成了某種反共反中意識形態(tài)再生產。比如說，在最突出的教育方面，這不能單靠行政和法律手段去解決，哪怕強硬地全面整頓教材和教師，反共反中的教師仍然可以在課堂上和私底下向學生無聲無息地灌輸反共反中意識，繼續(xù)生產出一批又一批反共反中的青年。

還有那些傳媒和家長，對青年的影響都是全方位的、近乎無孔不入的。還記得那些帶著子女去示威的家長嗎？試想想，孩子在家長耳濡目染下，能不反中嗎？然而，思想問題不能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強制的方法去解決。要改變，只能是整個香港社會氛圍的改變，需要在意識形態(tài)領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與反對勢力作斗爭。

與此同時，要從根本上解決作為民怨根源的深層次矛盾，包括分配不均、貧富懸殊、缺乏向上流動機會、產業(yè)結構單一等經濟民生問題。試問市民能達致安居樂業(yè)，對將來有所盼望，暴力分子在香港還會有那么大的市場嗎？

“港區(qū)國安法”只是中央強化對港治理的第一步，要真正達到長治久安，需要整個香港社會的改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任重而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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