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社交網絡的大量寫作的常見錯誤是將網絡和等級區(qū)分開來。這是一個虛假的二分法。等級只是一種特殊的、具有有限數(shù)量的水平邊緣的網絡，它使單個統(tǒng)治節(jié)點成為一個高度的中心。任何專制統(tǒng)治的本質，都是讓組織圖上的每一個節(jié)點不能彼此溝通，并且除了和中心節(jié)點發(fā)生關系外，彼此之間無法組織起來。正確的區(qū)別是在等級網絡（Hierarchical networks）和分布式網絡（Distributed networks）之間。

對于大多數(shù)歷史來說，等級網絡主導分布式網絡。在相對較小和沖突相對頻繁的社區(qū)，集中領導享有較大優(yōu)勢，因為通過集中的命令和控制，戰(zhàn)爭通常更容易。此外，在大多數(shù)農業(yè)社會，識字是少數(shù)精英的特權，所以只有幾個節(jié)點是和讀寫世界相聯(lián)系的。但是，500多年前，印刷機出現(xiàn)了——它使得馬丁?路德的異端變得異常強大，并催生出一個新的網絡。

馬丁路德翻譯的圣

路德認為，他改革羅馬天主教會的運動的結果將是一個被稱為“信徒皆祭司”（Priesthood of All Believers）的東西，它是扎克伯格的“全球社區(qū)”的十六世紀等價物。實際上，新教改革產生的不止是一個世紀血腥的宗教沖突。這是因為路德和后來的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的新教義，在歐洲的傳播并不是均勻的。

雖然新教迅速形成一個網絡結構，但它也使得歐洲的同質性被分化，那些在人口密度和識字率方面和德國城市比較類似的歐洲地區(qū)開始擁抱新宗教，而大多數(shù)農村地區(qū)則反對它，并且擁護教皇的反宗教改革。然而，事實證明，即使通過大規(guī)模的處決，天主教統(tǒng)治者也不可能摧毀新教網絡，正如不可能在采納宗教改革的國家全部拔除天主教一樣。

薄弱關系點的強度

第二個見解是，薄弱關系點非常有力度。正如斯坦福社會學家馬克?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在1973年的一篇精采文章中證明的，熟人是朋友圈之間的橋梁，正是這些薄弱的關系點，讓世界變得很小。在心理學家斯坦利?米拉格（Stanley Milgram）在1967年發(fā)表的連鎖信件所顯示的著名的實驗中，在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一名遺孀職員之間和和波士頓的一位她不認識的股票經紀人之間只有七度分隔。

像宗教改革一樣，科學革命和啟蒙運動是網絡驅動的現(xiàn)象，并且它們的傳播越來越快、越來越遠。諸如伏爾泰和本杰明?富蘭克林的通信網絡，反映了熟人網絡的重要性，不然的話這些社區(qū)可能仍然被局限在各自的國家內部；它也反映了社會組織新的方式——特別是共濟會——增加了志同道合的男人的聯(lián)系，盡管建立了社會地位的分歧。這么多關鍵人物同時完成一場美國革命不是偶然的，從喬治華盛頓到保羅?雷維爾，都是共濟會的成員。

沖啊病毒

第三，網絡的結構決定了其病毒性。最近，社會科學家尼古拉斯?克里斯塔基斯（Nicholas Christakis）和詹姆斯?福勒（James Fowler）的研究都表明，一種疾病或一種想法的傳染性依賴于社會網絡的結構，與病毒或模因（通過模仿方式傳播的文化或文化因子）的固有屬性一樣。

十八世紀末的歷史表明了這一點。啟發(fā)了美國革命和法國大革命的想法基本上是一樣的，而且兩者都通過通信，出版和社交性網絡傳播。但殖民地美國和法國法國的網絡結構是截然不同的（例如，前者缺乏一個大規(guī)模的文盲農民群體）。一場革命產生了一種相對和平，去中心的民主，盡管它還包含一個奴隸制的過渡期，而另一場，則締造了一個充滿暴力以及間或的無政府的共和國，它很快就追溯古代羅馬的步伐，走向了暴政和擴張（的帝國之路）。

在1814年拿破侖法國的陷落之后，等級秩序被艱難恢復。大國主導的維也納和會次年在歐洲重新確立了君主制政府，并且以殖民帝國的形式向世界其他地區(qū)出口。使帝國主義的蔓延成為可能的事實是工業(yè)時代的鐵路，輪船和電報技術，它使得倫敦作為最重要的節(jié)點成為超級中心（superhubds）。換句話說，新工業(yè)時代的網絡結構發(fā)生了變化，是因為新技術帶來的集權控制遠甚于印刷和郵政服務的能力。第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就是1815年至1914年間，火車和列車時間表出現(xiàn)的時代。

網絡永不眠

第四，許多網絡是復雜的自適應系統(tǒng)，其形狀不斷變化。

即使是所有時代中等級最為森嚴的極權主義的帝國也是這樣，阿道夫?希特勒時代也是如此。

在20世紀50年代，基督教民主的歐洲和企業(yè)主導的美國也是等級性的，只要看看通用汽車公司的中期組織圖表就可以發(fā)現(xiàn)，但它并沒有達到相同的強度。一個類似于民權運動的基于網絡的改革運動在蘇維埃俄國是不可想象的。那些在美國南部反對種族隔離的人曾經被騷擾，但是壓制他們的努力最終失敗了。

20世紀中葉是一個傾向于等級治理的時代。然而，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變化開始了。很容易假設這是因為技術的進步。然而，仔細觀察就會發(fā)現(xiàn)，硅谷是弱的中心控制的結果，而不是它的原因?；ヂ?lián)網被美國人而不是蘇聯(lián)人發(fā)明出來，正是因為美國國防部被越南災難性的戰(zhàn)爭糾纏，才給了加利福尼亞的計算機科學家隨其所好建立一個計算機通信系統(tǒng)（的機會）。這在蘇維埃的情況下并沒有發(fā)生，當時一個由控制論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ybernetics）負責的類似項目，一言不合就被財政部關閉了。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見證了發(fā)動冷戰(zhàn)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巨大變化，它預示著第二個網絡時代的黎明。在美國，理查德?尼克松總統(tǒng)的辭職似乎代表著新聞自由和代議制政府反抗帝王總統(tǒng)的偉大勝利。但即便如此，水門事件，越戰(zhàn)的失敗，以及20世紀70年代中期的社會和經濟危機都沒有帶來整個體制的全線崩潰。

的確，羅納德?里根總統(tǒng)非常輕松地恢復了行政部門的聲望；相比之下，蘇維埃帝國在東歐的崩潰是由幾乎沒有任何先進通訊手段的反共產主義異端者的網絡帶來的。事實上，即使政府拒絕給他們印刷的權利，被稱為“samizdat”的地下文學卻越來越強大。波蘭案例說明了網絡良好的作用：團結工會成功只因為它本身被嵌入了一個雜多的反對派團體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