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這些奪人眼球的各色建筑和古跡，不由覺得：布魯塞爾與歐盟真是天造地設——一樣肥壯而自負，而且十分專橫。從斯蒂文街朝北步行十分鐘，看到瑪麗-路易絲廣場新藝術風格華美的聯(lián)排別墅，這些別墅里住著比利時富人和歐盟公務員，走過這些別墅便會看到布魯塞爾的另一面。那里是斯哈爾貝克 （Schaerbeek）街區(qū)，在局促的19世紀街道間坐落著這座城市典型的移民社區(qū)：清真肉店、土耳其餐廳、滿屋抽著水煙的大胡子男人和戴著頭巾的家庭主婦的茶館。和莫倫貝克一樣，這里超過一半的人口出生在另一個國家，在這個區(qū)，大半人口都生于土耳其。這里還有一小片區(qū)域被稱為小安那托利亞。

莫倫貝克青年過于激進化的一個理由是移民社區(qū)和外界隔離。非洲人生活在非洲中；摩洛哥人周邊就是摩洛哥人；土耳其人周邊就是土耳其人等。善意忽視這種狀態(tài)或多或少會加重隔離感。但巴黎情況不一樣，大多數(shù)移民就住在市中心，離其他社區(qū)非常近。丹薩特（Dansaert）街是布魯塞爾一條繁華的購物街，直通到莫倫貝克；昂貴的意大利時尚精品店，到擠滿失業(yè)的穆斯林男子的咖啡廳，距離不過幾百碼。即使來斯哈爾貝克這類地方走馬觀花的訪客也很快會發(fā)現(xiàn)，在布魯塞爾，民族關系遠比表面看到的更加復雜、更為交錯相連。

毗鄰斯哈爾貝克的是一個叫圣若斯-滕-諾德（Saint Joost-ten-Noode）的自治轄區(qū)，混居著本地潮人和移民。有一天，我走進圣若斯迷人的新巴洛克風格教堂。比利時和歐洲大部分地區(qū)一樣，活躍的基督徒的數(shù)量不斷減少。但我發(fā)現(xiàn)教堂里，一些信徒正跪在木制長凳上。大多數(shù)是老人，看上去來自不同種族。有些是白人。牧師是個高大的黑人男子，身著綠色和白色長袍，用濃重的非洲口音布道。

2015年秋天，我抵達布魯塞爾時，危機感已十分強烈。當時還沒有發(fā)生巴黎恐襲事件，裝甲車也沒有開上街上演徒勞的軍事秀。不久前，歐盟官員和給他們的媒體朋友還總是歡欣鼓舞地談論“歐洲”，說它是和平、自由與民主的燈塔，是世界其他國家的典范。這套修辭現(xiàn)在看起來顯然令人沮喪。

在溫斯頓·丘吉爾大道上典雅公寓，我參加了一個晚宴。來賓們同歐盟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聯(lián)系。有人公開談論歐元崩潰的可能性。也有人說起歐盟委員會越來越壞的形象，認為其實一個不民主、半威權的行為體。他建議部分歐盟應該被拆解。比利時帝國留下的其中一座宏偉宮殿里曾舉辦過一次歐盟會議，會上，荷蘭副總統(tǒng)弗朗斯·提莫曼警告說，如果歐洲不盡快解決難民危機，歐盟很容易就散架了。

在同樣的鍍金宮殿里，另一次歐盟會議結束后舉行的奢華宴會上，我聽到了艾蒂安·達維南的演講。如果有什么人能夠代表大歐洲“計劃”，便是達維南了。這位貴族出身的比利時商人、銀行家、外交官、前歐盟委員會委員，現(xiàn)在是“歐洲之友”的智庫總裁。比利時精英和歐盟精英這兩重身份在他這里精確地重疊：他站在龐大資金和高遠理想的頂峰。從某種意義上說，達維南是布魯塞爾的無冕之王。在過去，他肯定會滔滔不絕地歷數(shù)一個統(tǒng)一的歐洲會帶來的榮光?，F(xiàn)在，他的口氣則更多處于守勢；他說，他對歐洲人的沮喪低落情緒感到厭煩：“我們已經對我們所成就之事失去了驕傲?！?

這在我聽來，仿佛布魯塞爾式的必勝信念正在變成哀嘆。從某個角度來看，這還挺新鮮的。許多觀察家已經描述了歐洲所面臨的危險，尤其是喬治·索羅斯。歷史學家魯克·凡·米德拉爾是歐盟話題最令人信服的思想家之一，他在荷蘭和法國受教育，現(xiàn)在主要在布魯塞爾。他的文章頻頻出現(xiàn)在法國，以及他的家鄉(xiāng)荷蘭。作為歐洲理事會第一任主席范龍佩的內閣前成員，凡·米德拉爾對歐盟了如指掌。他認為歐洲的問題主要是政治危機。

歐盟

一開始，歐洲統(tǒng)一的概念首先以六國的煤鋼共同體形式出現(xiàn)，接下來是歐洲經濟共同體（EEC），都有意避開政治。用凡·米德拉爾的話來說就是“歐洲政治的去戲劇化”。羅伯特·舒曼和讓·莫內是歐盟的技術官僚元勛，他們的遙遠目標可能是建成一個歐羅巴合眾國。但是，對于剛從災難性戰(zhàn)爭中恢復崛起的歐洲國家來說，和平的關系需要首先通過集中煤炭和鋼鐵等經濟資源來確保。歐洲機構就是為超越國家政治而建成的。和平與繁榮從經濟合作和談判而來。負責任的領導人會在公眾視線之外達成共識。

不過，歐洲的奠基人遠不只是冷冰冰的技術官僚。戰(zhàn)后歐洲的理想中，有一個道德的、甚至是準宗教的層面，帶有神圣羅馬帝國的氣息；歐洲統(tǒng)一進程中大多數(shù)領袖人物都是羅馬天主教徒，如阿登納、舒曼、阿爾西德·德·加斯帕里，保羅-亨利·斯巴克。

但法國知識分子朱利安·班達不是。他有一個夢想。在一篇發(fā)表于1933年、關于歐洲統(tǒng)一的精彩文章中，他寫道“歐洲不會是一個簡單的經濟政治變革結果。如果不采納一個道德和審美價值體系，不頌揚某種思維和情感方式，它不會真的存在......”但班達也認為，“歐洲”這一理念應該保持完全理性、抽象，不帶任何民族或部落情感。而在他看來法語是最理性化的語言，應該成為泛歐洲溝通交流的通用手段。正是這種理性主義、抽象、故意無根的特質——一如布魯塞爾那些歐盟主要建筑物彰顯的那樣——形成了一道障礙，尤其在需要28個不同民族國家的公民效忠的時候。

歐洲之父們構建中的缺陷在英國1973年加入歐盟時凸顯，在冷戰(zhàn)結束后的九十年代初變得更為明顯。有關氣候變化、安全、移民和共同貨幣的問題需要政治解決。官僚化地敲敲打打、財務規(guī)劃和體制建設是遠遠不夠的。要發(fā)揮與其經濟實力相稱的角色，歐洲需要的是民主合法的共同政策。

但是，這就觸及歐洲問題的要點了：如何不損害各國政府的合法性的前提下，給歐盟一個強大的政治身份。包括喬治·索羅斯、保羅·克魯格曼和于爾根·哈貝馬斯在內的許多評論家都反對對高負債國家強加實施緊縮政策，尤其是希臘。這與希臘選民及其民選政府的意愿背道而馳。但是，在不建立一個歐洲超級大國的情況下，有可能創(chuàng)造民主的歐洲機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