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鄭永年 楊麗君】

我們必須找到正確的方法來塑造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話語，這種話語是否能夠成為軟實力取決于三個條件。第一，這一話語必須讓西方主流社會理解，也就是“讀懂”。第二，這一話語必須讓西方主流社會自覺接受。第三，西方主流社會不僅接受這一話語，還進一步認同和自覺地進行傳播。很顯然，第一步就是要用西方主流社會易懂的語言講中國故事。因為如果不能讓人讀懂，其他一切都談不上，只有讓人懂了之后，人家才會接受，才會予以認同。

那么，如何讓人讀懂、接受和認同？對西方普通老百姓講中國故事要注意三點。

第一，“求同存異”。從人性上來說，人們?nèi)菀桌斫馐煜ず皖愃频氖挛?，而不容易理解陌生和迥異的事物。“求同存異”意味著通過訴諸“同”的方面來讓對方理解，但“同”并不否認“異”，如果“同”的東西多于“異”，那么理解起來就比較容易，反之，就比較困難?！扒笸娈悺币卜鲜挛锏目陀^屬性，因為任何一種事物都是由普遍性和特殊性兩面組成，“普遍性”意味著“同”，而“特殊性”則意味著“異”。

第二，人們?nèi)菀變A向于已經(jīng)認同的事物，而會排斥自己不認同的事物。所以，很容易理解，如果中國批評和攻擊西方民眾業(yè)已認同的事物或者價值觀，那么他們不僅不會理解和接受，反而會反感和抵抗。反之，如果西方民眾感覺到中國所說的事物或者價值觀是自己所認同的，那么就很容易理解和接受。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平常所說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就具有普遍的適用性。

第三，理解和認知都是理性的產(chǎn)物。這要求我們講中國故事時需要三個“回歸”，即回歸基本事實、回歸科學和回歸理性。我們需要盡量避免把中國成功故事過于意識形態(tài)化和政治化，而是要基于中國成功故事的經(jīng)驗面來講。

中國式現(xiàn)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需要轉(zhuǎn)化為中國話語 圖片來源：新華社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從一個一窮二白的國家發(fā)展成為世界上第二大經(jīng)濟體和最大的貿(mào)易國，人均GDP也從20世紀80年代初的不到300美元提升到超過12000美元，迄今中等收入群體已經(jīng)超過4億人。在過去的40年里，中國促成了8億多人口脫貧，中共十八大以來，超過1億人口脫貧。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些都是世界經(jīng)濟史上的奇跡。這些經(jīng)驗事實也是西方主流社會普遍認可的。但是，為什么如此堅實的經(jīng)驗基礎(chǔ)沒能轉(zhuǎn)化成為話語和軟實力？

如果要塑造一種廣為接受的中國的“另一種制度選擇”話語，那么我們必須深刻思考和回答這一問題。很顯然，這些也是支撐“另一種制度選擇”的經(jīng)驗故事。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的一些媒體，尤其是社交媒體，和美西方陷入了互相攻擊的惡性循環(huán)。但很顯然，各種民調(diào)顯示，互相攻擊的宣傳方式并沒有導致任何一方軟實力的上升，反而導致了雙方軟實力的普遍下降?；ハ喙羲坪蹯柟塘酥袊癖姾臀鞣矫癖妼Ω髯灾贫鹊男湃?，但大大惡化了對對方制度有些層面的認同。

對各方的政治制度的認同，中國和西方現(xiàn)在處于一種微妙狀態(tài)。就中國來說，一方面是因為西方民主所面臨的危機，另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的文化文明自信教育，這些年來中國民眾對自己政治制度的認同度有了很大的強化。但這種強化也導致了很多人對西方政治制度的不切實際的看法，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在快速解體。就西方來說，無論是精英還是民眾，都對西方自由民主所出現(xiàn)的亂象感到深刻的憂慮，自信心大不如前。但西方這種對自由民主的不自信不僅沒有在任何意義上導向?qū)χ袊沃贫鹊恼J同，反而導向了對中國政治體制的更大敵視。

西方反華反共政治人物和學者對中國的妖魔化往往是從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或者政治需要出發(fā)的。因為西方的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化的東西（例如“華盛頓共識”）都是和中國的實踐經(jīng)驗格格不入的，解釋不了中國的實踐，因此他們往往竭力回避中國的實踐，而訴諸所謂的價值觀之類的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是否也要學西方，用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來回應呢？從經(jīng)驗來看，這種做法適得其反。因此，西方政治人物和學者越是意識形態(tài)化和政治化，我們越要堅守基本事實。只有在回歸基本事實之后，人們才能做到科學，達至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