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1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視察朝鮮西部前線部隊。圖｜新華

原標題：傅瑩獨家撰文：朝核問題的歷史演進與前景展望

朝鮮半島核問題是東北亞安全局勢中最具復雜性和最具不確定性的因素，也是當前亞太乃至國際社會高度聚焦的安全熱點。隨著朝核問題的升溫，國際社會上不斷有人在問：中國為什么不能在管住朝鮮上負起更大責任？

中國是自2003年起應美方要求斡旋半島核問題并且主持多邊談判的。作為發(fā)展中國家，中國奉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在朝核這個涉及地區(qū)安全的問題上，中國的立場是堅決反對核擴散。

自從承擔起斡旋責任以來，中方明確要求朝鮮停止核研發(fā)，也督促其他各方，尤其是美方，關注和解決朝鮮提出的合理安全關切。然而，美國與朝鮮之間深刻的互不信任使得多年來談判達成的協議總是得不到落實。中方堅持不懈地履行了自己的責任，努力斡旋，并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參加了對朝鮮核導活動的制裁。但是，中國在督促美國和朝鮮承擔起應盡責任的問題上缺乏強制力。

中國不掌握解決朝核問題的鑰匙，在說服朝方停止核項目上也缺乏關鍵籌碼；而被朝鮮視為安全威脅來源的美國，對朝方安全訴求這個解決核問題的關鍵條件不愿予以考慮。美朝雙方的意圖南轅北轍，致使朝鮮半島核問題陷入困境。朝方伺機推動核導發(fā)展進程，2005年以來已經進行了五次核試驗和難以計數的導彈試射。與此同時，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的制裁也層層加碼，美韓針對朝鮮的大規(guī)模軍事演習不斷升級。半島對抗和對立的氣氛日趨緊張，和平談判遲遲無法重啟，目前的局勢相當危險。

在國際舞臺上，民族國家是國際關系中的主要行為體，享有國際法賦予的主權權利。強國通常擁有比較大的主動權，同時也必須承受自己言行所引發(fā)的結果。小國或弱國會對強國的壓力做出反制性應對，同樣也會付出代價。國際形勢就是在國與國之間對具體問題的處置和應對所引發(fā)的波瀾涌動，國家之間出現的緊張關系往往會在這個過程中相互折沖，甚至導致局勢走向與預期不同的方向。因此，中國方面認為通過和談解決核問題是一個“帕累托最優(yōu)選擇”。雖然不能滿足當事各方的最高訴求，但卻能以最小的代價實現利益最大化，當然這也需要各方都承擔責任，都做出應有的妥協。目前和談未能取得成效，恰是由于已達成的協議得不到全面執(zhí)行，并由此導致談判的中止。

無論過去還是將來，為了維護地區(qū)和平和穩(wěn)定，中國一直致力于推動實現半島無核化，支持通過對話妥善解決朝核問題。半島南北雙方間只有一線之隔，又都是中國的近鄰，中國與朝鮮的邊界線有1300公里的，如果半島雙方發(fā)生武裝沖突，必然危及地區(qū)和平，導致大量無辜平民的嚴重傷亡，并且使事態(tài)滑向難以掌控的方向。過去幾十年在世界許多地區(qū)發(fā)生的輕率動武帶來的教訓是深刻的。

本文試圖梳理近年來朝核談判的經緯，包括從三方會談到六方會談再到會談破裂的歷程，所講述的事情有些是筆者親身經歷的。本著盡可能地還原歷史真實面目的態(tài)度，筆者希望幫助人們了解：事情何以發(fā)展到今天這個地步？和談成功的機會何以被一再錯過？但愿這些回望可以為將來更明智的選擇提供借鑒。

解鈴還須系鈴人，要打開朝核問題的“銹鎖”，還是要找到那把鑰匙。

《美朝框架協議》與第一次朝核危機

說到中國在朝核問題中扮演的角色，2003年是一個分水嶺。關于朝核問題的國際多邊解決機制在這一年誕生，中國作為多邊談判的重要斡旋者，被卷了進來。在此之前，朝核問題一直是由朝美兩家在談。事情要從2003年2月美國國務卿鮑威爾訪華說起，當時筆者作為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司長參加了接待。鮑威爾來中國有兩個重要的背景：一是2003年1月10日，朝鮮宣布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第二次朝核危機爆發(fā)；二是海灣地區(qū)局勢日益緊張，美國對伊拉克軍事行動已箭在弦上，時任美國總統(tǒng)小布什為避免陷入中東和東亞兩線壓力的困境，派鮑威爾到中國游說。

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胡錦濤會見了鮑威爾一行。鮑威爾提出希望中國出面斡旋朝鮮核問題，并表示美方無法再相信朝鮮，但是愿意采取多邊方式尋找解決辦法，建議由中國邀請美國和朝鮮派代表來北京“談一談”。

鮑威爾訪華是因第二次朝核危機而起，而危機之所以在此時爆發(fā)，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朝框架協議》沒有得到執(zhí)行，導致雙方關系破裂。時至2003年，美國并未在指定時間用兩座1000兆瓦輕水反應堆替換朝鮮的石墨核反應堆和其他相關設施，而朝鮮也沒有完全履行協議。其背景則是朝鮮半島局勢在過去半個多世紀的風起云涌和相關國家關系的演變。正如《美朝框架協議》這一名字所體現的，美國和朝鮮是這段歷史的主角。

考察朝核問題的根源，需要追溯到對朝鮮戰(zhàn)爭的戰(zhàn)后處置。這場戰(zhàn)爭從法律意義上講，至今沒有正式結束。

（資料圖片）1953年7月27日，在朝鮮板門店，朝方代表團首席代表南日大將（右側）與美方代表團首席代表哈利遜中將（左側）在《朝鮮停戰(zhàn)協定》及其附件和臨時補充協議上正式簽字。

1953年7月27日，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和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為一方，以聯合國軍總司令為另一方，雙方在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zhàn)協定》和《關于停戰(zhàn)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但是那只是一紙停戰(zhàn)協定，而非和平條約，也就是說，相關國家雖然休戰(zhàn)了，但仍處于戰(zhàn)爭狀態(tài)。這是朝鮮半島局勢長期以來穩(wěn)定不下來的重要根源之一。

停戰(zhàn)協定簽署之后，以北緯38度線為軍事分界線，朝鮮半島一南一北繼續(xù)處于分裂狀態(tài)。南方即大韓民國，得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扶持，北方即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其背后則是以蘇聯為代表的社會主義陣營，朝鮮半島成為全球冷戰(zhàn)和美蘇爭霸的前沿。在美蘇對峙相對處于均衡的情況下，朝鮮半島在相當長時間內基本上是平靜的。

戰(zhàn)后朝鮮半島軍力部署基本上是南方占優(yōu)。美國在韓國保留了駐軍，并于1957年起在韓部署了包括戰(zhàn)術核武器在內的一系列進攻性武器。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美蘇核裁軍倡議的實施，美國全部撤出在半島的核武器，改由美軍在美國本土和太平洋總部轄區(qū)的核力量承擔對韓國的核保護義務。

冷戰(zhàn)初期，面對巨大的外部生存威脅，朝鮮選擇主要依靠蘇聯獲得安全、經濟和能源的保障和支持，并在蘇聯的幫助下進行有限的核研究。1959年，朝鮮建立了以和平利用核能為目的的寧邊原子能研究所；1965年朝鮮擁有了自己第一個2兆瓦的小型輕水反應堆，此后蘇聯專家便回國了。需要提到的是，當時的蘇聯無意幫助朝鮮進行核武器的研發(fā)，在向朝傳授核物理知識時并沒有提供鈾濃縮和钚生產技術。

上世紀80年代，朝鮮開始建造一座5兆瓦電功率的天然鈾石墨氣冷堆，反應堆建成后可以年產6公斤武器級钚。從這時起，美國開始注意到朝鮮發(fā)展核能力的意圖，并在1985年通過向蘇聯施壓，敦促朝鮮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作為交換，蘇聯與朝鮮簽署了經濟、科學與技術協定，承諾提供新的輕水反應堆。但后來蘇聯并沒有履行該協議，而朝鮮在加入NPT之后也沒有按條約履行過接受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的“義務”。

進入上世紀90年代，蘇聯的衰落和解體以及冷戰(zhàn)的終結徹底打破了半島的均勢，朝鮮陷入極度的無依靠和不安全感，國家面臨一種“系統(tǒng)性困局”。經濟上，朝鮮失去了來自蘇聯的援助和支持，工農業(yè)生產一落千丈。而韓國經濟則在上世紀70年代起飛，并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長。

1991年9月17日，第46屆聯合國大會一致通過朝鮮和韓國同時加入聯合國的決議。1991年《蘇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到期，蘇聯的繼承者俄羅斯沒有聲明自動續(xù)約（進而在1994年宣布廢止該條約）。1991年10月5日，金日成主席訪華與中國領導人討論了蘇聯垮臺后的國際形勢和對策。鄧小平在會見時表示，中國此階段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主要是觀察，少露鋒芒，沉著應對”。 “韜光養(yǎng)晦”成為中國外交的指導思想。當時中國早已脫離蘇聯陣營，冷戰(zhàn)結束并不意味著中國就要扛起領導社會主義陣營的大旗。

接踵而至的是1992年8月中韓建交，當時中韓兩國各方面的民間交往已經在快速擴展，建立外交關系勢在必行。而朝鮮顯然對此感到不滿和失望，也更加孤立。此后中朝高層互訪幾近中斷，直到1999年朝鮮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訪華方得以恢復。

（資料圖片）1992年8月24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前右)和南韓外交通商部長官李相玉舉杯互祝中韓建交。當日上午，中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錢其琛和韓國外長李相玉在北京釣魚臺國賓館簽署了兩國建交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韓民國政府決定自1992年8月24日起相互承認并建立大使級外交關系。

時至今日，人們也許仍不能對當時朝鮮深重的危機感有足夠的了解。需要認識到的是，上世紀90代年初的一系列變故深深刺激朝鮮決定“走自己的路”，這包括在安全問題上的“核選擇”。在這一系列變故中，不能忽略的一個事實則是：蘇聯/俄羅斯和中國，在1988年漢城奧運會之后，主動順應潮流，改善和發(fā)展了與韓國的關系。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作為半島停戰(zhàn)直接當事方之一的美國，沒有采取明顯的對應措施改善與朝鮮的關系，它的盟國日本也沒有，從而錯過了“交叉承認”“恢復外交關系”的良機。

1990年前后，美國根據衛(wèi)星圖片，認為朝鮮正在秘密研制核武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要求依據《核不擴散條約》（NPT）對朝鮮進行核查。1992年5月至1993年2月間，朝鮮接受了國際原子能機構的6次不定期核查，但雙方對檢查的對象和結果意見不一。1993年3月美韓恢復曾于1992年暫停的“協作精神”聯合軍事演習，而此時國際原子能機構提出要對朝鮮進行“特別核查”。面對雙重壓力，朝鮮宣布退出NPT，這導致第一次朝核危機的爆發(fā)。當年4月1日，國際原子能機構將朝核問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而朝鮮則認為，朝核問題本質是朝鮮同美國之間的問題，而非朝鮮和國際原子能機構間的問題，因此只能由朝鮮和美國通過協商解決。

1992年美國民主黨總統(tǒng)比爾·克林頓上臺后，由于美蘇兩大陣營對抗的時代已經結束，美國判斷自身面臨的最現實和直接的安全威脅是日益增長的核武器與其他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在此背景下，如何解決朝鮮核問題成為克林頓政府在亞洲面對的首要課題，美國開始重新審視朝鮮半島局勢。

在美國，施壓和強硬立場一度占據主導地位。1994年6月16日，美參議院通過決議敦促克林頓采取行動，讓美軍做好“威懾，并在必要的情況下擊退朝鮮襲擊”的準備。但經過評估，美認識到對朝采取軍事行動會引發(fā)朝軍對韓國的攻擊，造成大量無辜平民的傷亡。就在美商討和評估軍事方案之際，美國前總統(tǒng)卡特赴平壤訪問，并面見了當時的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日成，并傳回了朝方愿就核問題與美國談判的信息，這促使克林頓政府改變態(tài)度，選擇了談判的路徑。

自1993年6月起，朝美雙方分別在紐約和日內瓦進行了三輪高級別會談，雙方最終簽署《關于解決朝鮮核問題的框架協議》（以下稱美朝框架協議）。其主要內容包括：朝鮮同意放棄處在建設過程中的兩座石墨反應堆。作為補償，美國將組織和領導一個國際財團，以融資方式在盡可能早的時間內向朝鮮提供價值40 億美元、總發(fā)電能力為1000 兆瓦的兩臺輕水反應堆。為解決反應堆替換過程中的能源問題，美國將每年向朝鮮提供50 萬噸重油。在上述整個過程中，主要是朝美直接談判，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并未參與。

《美朝框架協議》簽署后，朝鮮半島局勢緩和了下來，但是協議的落實工作進展緩慢。美國牽頭成立了朝鮮半島能源開發(fā)組織（KEDO），從國際上募集了一些資金開始向朝鮮運送重油，以幫助朝鮮彌補能源短缺造成的困難，寧邊反應堆中8000根廢燃料棒則被取出封存。然而美、日、韓幫助朝鮮拆卸石墨減速反應堆并為其建設輕水堆的工作卻一拖再拖，沒有落實。

可以看到，克林頓在第一任期內成功化解了第一次朝核危機。在第二任期，他試圖通過與朝鮮加強接觸來徹底解決核問題。1999年10月，美國官方發(fā)布了《美國對朝政策評估：成果與建議》，指出要“采用全面、綜合的方式應對朝鮮核武及彈道導彈項目，以雙邊談判為核心手段，輔以與日本和韓國的三邊協調”。但是在對具體承諾推進的過程中，雙方卻都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意愿和行動力，框架協議中的大部分內容未能及時得到落實。

到了克林頓執(zhí)政的后期，朝美關系正?；拇箝T一度打開了一條縫隙。2000年10月9日，朝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錄作為金正日特使訪問美國。10月23日，時任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對朝鮮進行了為期兩天的歷史性訪問，并與金正日會面。奧爾布賴特訪朝期間，向朝鮮領導人轉達了克林頓總統(tǒng)對改善美朝關系的設想，與朝方就朝鮮核導問題以及將朝從“支恐名單”中刪除問題進行了討論，并就互設聯絡處和將聯絡處升格為外交代表處問題進行協商，也探討了安排克林頓訪朝的可能性。

奧爾布賴特回國后，美方甚至把安排克林頓訪朝、進而促成金正日訪美提上了日程，但由于美國當時已進入總統(tǒng)換屆周期，跛腳狀態(tài)中的克林頓政府沒有時間和精力實現這個愿景了。據奧爾布賴特回憶，就在離開白宮前一天，克林頓還向她表示，自己應該去平壤，而不是留在華盛頓為巴以問題做最后的斡旋。

多年后筆者與奧爾布賴特就此交換過意見，說到那時也許是解決朝核問題的重要機遇，可惜錯過了。

（資料圖片）2000年10月23日，朝鮮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在平壤會見正在朝鮮訪問的美國國務卿奧爾布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