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直接行動也是這一時期同性戀權利運動的一大特點。60年代后期，新左派意識形態(tài)深刻地影響并指導著以大學生為主體的同性戀活動分子把直接行動與社群組織結合起來，他們突破了其前輩求社會寬容、要空間的底線，大膽質疑社會權力結構，公開與主流社會的歧視性政治法律制度、社會意識形態(tài)以及社會科學局限決裂，爭取在婚姻家庭和財產繼承等問題上與異性戀者的平等權利。他們采取前輩們不敢采用的大規(guī)模游行示威行動，力圖擺脫邊緣狀態(tài)進入政治主流。以1968年，北美同性戀組織芝加哥大會，1969年“石墻酒吧事件”和1969年7月底紐約成立同性戀解放陣線（The Gay liberation Front)三大事件為契機，激進的大規(guī)模同性戀權利運動迅猛展開，擴散到全國的校園和城市，并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方興未艾。

經過激烈的直接行動，至20世紀70年代，同性戀者的境遇大為改觀，公開的聚會不再被警察騷擾，違反正當程序的執(zhí)法不公受到遏制，1973年，美國精神病學會將同性戀從精神疾病的名單中刪除，終結了美國社會堅持了近一個世紀的同性戀病理化立場。同性戀者開始被納入主流政治軌道，個別公開的身份同性戀者甚至競選公職成功。此后，爭取立法取消就業(yè)、住房、競選公職、入伍服役、以及與婚戀相關聯的退休、養(yǎng)老、稅收待遇方面的歧視性法律規(guī)定，實現同性婚姻合法化成為同性戀者爭取完全平等的新目標，隨著2015年6月26日最高法院做出的歷史性判決，同性戀者邁開了在制衡性政治制度下繼續(xù)博弈的新步伐。

同性戀權利運動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背景及前景

種族、文化的多元構成,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地位和制衡性政治制度是美國同性戀者爭取自身權利面對的既有社會背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指導下建立的制衡性政治制度規(guī)定了行政、立法與司法的三權分立與制衡，聯邦與州之間的權力分割，該制度設計不僅明確了各權力繁瑣細致的邊界、制定了各權力內部眾多復雜的議事規(guī)則和權力分配在各集團間的流動渠道，為各利益集團以及同一利益集團內部更多、更小的利益集團較為平等地享有影響政治決策，防止占有優(yōu)勢的利益集團獨占政治資源、壟斷決策過程提供了制度保證。作為少數，同性戀者及支持者必需通過大優(yōu)勢長時期地同時控制聯邦國會兩院、總統(tǒng)職位，同性戀者的利益訴求才能轉化為有利自身的法律制度與社會政策。同時，無論處于政治主流或暫時被排斥在政治過程之外，同性戀者還需要借助制度設計相對獨立的最高法院維護或爭取自身的權利。但同時，在主張自己的權利的同時，同性戀者還要將自身的政治意志限制在其他利益集團的容忍范圍內。而在經過直接行動進入政治主流后，爭取同性戀者平等權利的博弈，主要通過政黨政治加以運作。由于美國政黨是一種無黨員基礎、無黨紀約束，無縱向隸屬關系，以利益和意識形態(tài)認同為紐帶在野或執(zhí)政于合一/分立政府中的政治聯盟體。爭取執(zhí)政的政黨必須提出包容性廣泛、能夠解決當下迫切議題的政治方案，吸收反對派一切可以吸收的主張，凝聚起支持本黨政治主張的社會力量才能贏得選舉，將競選承諾轉化為政府政策并在政治博弈中不斷修正。由于新政之后，自由主義光譜的內涵因此日益豐富，被納入政治過程的利益集團日益增多，導致政黨為贏得選舉必須最大限度地迎合選民。上述兩大因素造成了二戰(zhàn)后美國民主共和兩黨政見日漸趨同，出現兩黨內部的跨黨派意識形態(tài)聯盟，同時造成選民的政黨忠誠度不斷減弱，選票因而愈加珍貴，占整個人口3-4%之多的同性戀者自然成為兩黨必須爭取的對象。因此，20世紀70年代末期以來，歷任總統(tǒng)當選前后，對同性戀問題的不同回應，首先是由決定選舉情勢下的民意決定的。

例如，20世紀70年代末期，同性戀得到了美國社會的寬容，個別公開同性戀身份的政客（哈維?米爾克Harvey Milk）甚至于1977年當選。然而，寬容與權利平等間的落差依舊巨大，一方面，對于同性戀者就業(yè)、住房、競選公職、入伍服役、以及與婚戀相關聯的退休、養(yǎng)老、稅收待遇方面的歧視性法律不僅依然保持著。另一方面，支持同性戀權利人群中對于同性戀權利范圍的認知同樣參差不齊。例如， 2012年蓋洛普民意測驗表明，支持同性戀者取得平等權利的人口從1996年的27%上升到2012年的50%，但是，對于平等權利是否包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回答同樣莫衷一是。這就造成了迄奧巴馬第二任期前的20多年中，政客參選與在任期間，面對同性戀權利的態(tài)度不僅與民意變化高度相關，且往往自相矛盾。羅納德·里根在州長任上曾支持懲治雞奸法，1980年入主白宮后，他提名的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也在1986年在鮑威爾士訴哈德維案（Bowers v. Hardwick）中判決佐治亞州懲治雞奸法律合憲。但1984年，里根卻否決了一項禁止同性戀者擔任教職的法案。同年他還在美歷史上第一次邀請一對公開身份的同性戀伴侶做客白宮。里根的繼任者老布什，除在同性戀問題上與里根保持一致外，還在退出政壇多年后的2013年9月26日，與妻子芭芭拉·布什在緬因州參加了兩位同性戀老友波尼·克萊門特(Bonnie Clement)和海倫·索爾高森(Helen Thorgalsen)的婚禮。并在其結婚證上簽字證婚。

1994年克林頓違反贊成同性戀權利的初衷，以模糊甚至是保守的態(tài)度博得反同性戀者的支持當選，但上任不久即以“不問不說”（DADT）的折中方式允許同性戀者入伍，但在國會和軍隊中保守力量的強烈反對下，當時出臺的“不問不說”政策并沒有賦予同性戀者在軍隊中平等的權利。根據這一政策，美軍中不允許詢問服役者的性取向，同時同性戀者必須對自己的性取向保持“沉默”；如果同性戀者一旦因為種種原因公開自己的同性戀傾向，則會被強制退伍。而1996年，出于應付中期選舉需要，克林頓再次迎合保守派簽署了（含有明確婚姻是一對男女間的締結的概念內容的）《聯邦婚姻保護法》。進入1999年，擺脫選舉壓力的克林頓提名公開同性戀身分的慈善家赫梅爾(James Hormel)出任駐盧森堡大使，并在非常污辱人格的氣氛中通過了參議院的任命過程。2012年3月，克林頓在一篇文章中稱自己為在1996年簽署了《婚姻保護法》感到后悔。

希拉里此次參選亦推出“同志向”宣傳片《平等》（點擊查看鏈接）

作為保守派，小布什(George W. Bush)在2000年與2004年的大選中強烈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特別是2004年的大選中，小布什在同性戀問題上攻擊約翰·克里“使政府無法繼續(xù)拒絕同性婚姻”。但詭異的是，小布什的競選搭檔，后來的副總統(tǒng)迪克·切尼(Dick Cheney)卻是同性婚姻的支持者，切尼的女兒也是人所共知的同性戀者。不僅如此，當選后小布什不僅沿用了克林頓政府“不問不說”的政策，還曾提名公開同性戀身分的國務院官員葛斯特 (Michael Guest)擔任駐羅馬尼亞大使。

2008年參選的奧巴馬在大選期間公開表示作為基督徒，他反對同性婚姻，但“強烈尊重同性戀者的平等權”。當選后于2010年12月22日，奧巴馬政府正式宣布取消“不問不說”政策，同性戀者獲得了參軍入伍的平等權利，不僅如此，奧巴馬在其第一個任期內先后任命了兩位女同性戀者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索托·馬約爾、艾琳娜·卡根）。2013年的一份調查顯示，年齡在30歲以下的美國人中81%支持同性婚姻。可見，社會價值取向變化是上述政客態(tài)度變化與政策進展的有力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