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振消費”是2025年九大經(jīng)濟任務之首，國家也接連出臺各類政策，全方位擴大國內(nèi)需求。3月17日，國新辦舉行新聞發(fā)布會，介紹近日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fā)的《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再次以強有力的措施釋放消費動能。

然而一直以來，我們面臨著“不敢消費、不愿消費、不能消費”的困境，也成為中國經(jīng)濟轉型的最深層矛盾。

萬博新經(jīng)濟研究院院長滕泰、副院長張海冰在其新作《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中指出，從根本上來看，“中國經(jīng)濟奇跡”沒有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速上，居民部門得到的份額太少，消費能力當然受到限制。因此，提振消費、擴大內(nèi)需，關鍵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因而，《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也將“城鄉(xiāng)居民增收促進行動”放在首位，提出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等措施，在需求側加大政策力度，努力讓老百姓消費底氣更足、預期更穩(wěn)、信心更強。

《消費繁榮與中國未來》，滕泰 張海冰 著，中信出版集團

【文/ 滕泰、張海冰】

一、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偏低

在工業(yè)化、城鎮(zhèn)化、全球化的過程中，中國勞動者創(chuàng)造了海量的財富，但中國居民收入占比持續(xù)偏低，與中國經(jīng)濟創(chuàng)造的巨大財富是不匹配的。對于普通居民而言，看看自己的收入，想想未來，再想想住房、醫(yī)療、教育、養(yǎng)老等大項開支，擴大消費并非易事。

1.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持續(xù)偏低

2023年，中國人均可支配收入（39218元）僅相當于當年中國人均GDP（89358元）的43.89%，而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達到82.18%（2021年）。即使考慮到中美兩國的統(tǒng)計方法、統(tǒng)計口徑有一定差異，也能夠看出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處于較低水平。

根據(jù)國家統(tǒng)計局的定義，居民可支配收入是指居民可用于最終消費支出和儲蓄的總和，即居民可用于自由支配的收入。按照收入的來源，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資性收入、經(jīng)營凈收入、財產(chǎn)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可支配收入是家庭總收入扣除繳納的個人所得稅、個人繳納的社會保障支出以及調(diào)查戶的記賬補貼后的收入。

計算1978年以來的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一度達到63.00%左右的高點，此后便逐漸下行，2011年下滑至40.23%的低點，其后有所反彈，近年在43.00%~44.00%的區(qū)間內(nèi)波動（見圖6-1）。

根據(jù)美國經(jīng)濟分析局的數(shù)據(jù)計算，2000年美國個人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就達到72.23%，之后基本呈現(xiàn)逐步上升的格局，2020年達到85.53%，2021年為82.18%。

考慮到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是調(diào)查統(tǒng)計結果，實際上可能少統(tǒng)計富人收入，導致居民可支配收入整體被低估，據(jù)推測，實際占比可能在50%左右，即使是50%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占比，在全世界也幾乎是最低的。有學者根據(jù)經(jīng)濟合作與發(fā)展組織數(shù)據(jù)庫編制的67個國家和地區(qū)的國民收入賬戶信息，與中國國民賬戶體系數(shù)據(jù)做比較研究，計算出中國居民收入占比為62%，而美國居民收入占比高達81%，大部分發(fā)達國家的占比也多在65%以上，中國居民收入占比仍明顯偏低。

再看收入法計算的GDP中勞動者報酬占比的變化（1992—2022年）可以發(fā)現(xiàn)，1992年勞動者報酬占比約為60%，到2011年下滑至47%，此后略有回升，但最高時也沒有超過52%。

有學者研究了初次分配和二次分配中的居民收入份額變化，結果表明，1992-2008年，初次分配中，中國居民收入份額從65.4%下滑到58.7%，2009-2020年，居民收入份額從58.7%回升至62.0%；二次分配中，居民收入份額也經(jīng)歷了類似的變化，1992-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大幅下降，2008年以后，居民可支配收入份額有所回升。

盡管幾種測算方法得出的比重數(shù)據(jù)有所差異，但從整體來看，中國居民收入份額偏低，而且在很長時間內(nèi)處于下降趨勢，這是客觀事實。

2. “中國經(jīng)濟奇跡”沒有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速上

1978年，中國GDP排名全球第9位，人均GDP排名第134位；2023年，中國GDP排名全球第2位，人均GDP排名上升到第74位，已經(jīng)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但是中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卻落后于GDP的增速。2022年，國家統(tǒng)計局原局長、國家發(fā)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在一篇文章中指出，1979-2021年，我國GDP年均增長9.2%，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8.2%，后者比前者整整低了1個百分點；我們將測算延續(xù)到2023年，GDP年均增長13.9%，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12.6%，差距擴大到1.3個百分點。

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長期低于GDP增速，40多年累計起來的效果，就是美國的個人可支配收入能占到GDP的80%以上，歐洲等大部分發(fā)達國家的占比也多在65%以上，而中國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只能占到GDP的50%左右。

如果再加上收入分配差距等因素，就會存在6億月收入為千元的低收入群體。對于這個龐大的低收入群體來說，問他們“為什么不擴大消費”，簡直就是與“何不食肉糜”一樣的問題。

為什么中國人創(chuàng)造了海量財富，卻不敢消費、不愿消費、不能消費？從根本上來看是“中國經(jīng)濟奇跡”沒有完全反映在居民收入增速上，居民部門得到的份額太少，消費能力當然受到限制，提振消費、擴大內(nèi)需，關鍵要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

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深層次原因

造成中國居民可支配收入偏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特定階段高積累率的歷史原因，也有體制性、結構性、要素定價扭曲、轉移性支付不足等復雜原因?？傮w來看，中國宏觀稅負水平長期過高，支出方向以投資為主，而國有資本收益尚未完全納入財政預算，使公共部門和國有企業(yè)的收入份額上升，自然導致居民收入份額下降。如何將這些收入用來改善民生？對于這一問題，還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1. 公共部門支配收入增速遠遠高于GDP

如果以“政府”而非“財政”為計算范圍對公共收支進行測算，2021年，全部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為32.98%（2019年為34.35%），較之按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提高了15.27個百分點；而全部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為39.39%（2019年為41.12%），較之按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計算的宏觀稅負水平，提高了17.85個百分點。2022年，包括全國稅收收入、非稅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國有資本經(jīng)營總收入（決算數(shù)）、社會保險基金收入的廣義財政收入，為41.64萬億元，相當于當年GDP（120.47萬億元）的34.6%，較2021年又有上升。

而政府支出的增速遠遠超過GDP的增速，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長期低于GDP增速形成鮮明對比，對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扭曲效應不可忽視。有學者計算，2004-2021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規(guī)模增加了7.65倍，其占GDP的比重從16.51%上升至21.54%，上升了5.03個百分點；全國全部政府支出規(guī)模增加了8.34倍，其占GDP的比重從30.16%上升至39.39%（2019年曾為41.12%），上升了9.23個百分點，“兩個口徑的支出雙雙跑贏GDP，致使GDP分配越來越向政府一方傾斜，絕對是個不爭的事實”。

公共部門占過高的收入和支出分配份額，自然降低了企業(yè)和居民的收入和支出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