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淡化“民族”的政治色彩

觀察者網(wǎng)：那么就如何推動民族融合，您有什么建議嗎？

吳啟訥：在民族政策方面，我們應該從大的方向去考慮。其實我自己平常不用“民族”這個詞，因為我覺得“56個民族”這種描述給中國的族群現(xiàn)象加了政治色彩。

自1949年以來，國內在定義少數(shù)民族時，賦予了每一個民族特殊的政治權益，再在政治權益的基礎上建構那些民族的歷史和文化——其實大部分少數(shù)民族原本都沒有寫過自家的民族歷史，這些工作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民族平等政策下幫助他們完成的。完成之后，把原本不那么清晰、不那么重要的族群文化界限本質化、清晰化了。界限的明確，使得少數(shù)族群逐漸形成或強化了民族意識，而這種民族意識跟西歐式的民族國家意識相一致，部分人逐漸把政治訴求上升到跟整個中華民族利益相沖突的一個狀態(tài)。

這狀態(tài)在中國人民的解放過程當中或許是一個必要因素，因為那時要解決的是過去幾千年來處于優(yōu)勢地位的漢人文化對少數(shù)族群的壓制；但過渡階段過去之后，我們要建立一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中國應該是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我想馬戎先生的建議非常重要，就是應該強調族群身份的文化性，減弱其中的政治性。

說直接點，族群文化差異有非常悠久的歷史，少數(shù)族群的文化可以也應該獲得國家的大力保護和支持，但不管漢人還是少數(shù)族群，他們的政治身份只能有一個，那就是中華民族一員，在此之外，不應該存在第二個平行的政治身份，這是減少國族分裂風險的必要思考方向。

觀察者網(wǎng)：在實際操作中，要怎么把政治性和文化性剝離開來？

吳啟訥：我覺得第一步可以從文化氛圍入手。我們現(xiàn)在的一些文化出了問題，比如講一個人的身份，一定要講他的姓名和民族，這點甚至會追溯到古人那里去。我看到有一本《曹操傳》，在介紹曹操時，開宗明義就寫“曹操，漢族”，這就有點過分了——不僅古代并不存在漢族這個概念，現(xiàn)實生活中個人身份的確立也并不需要提到他的民族。

我舉個例子。東南亞國家非常重視宗教，他們在身份證上一定要標識自己信仰的宗教。當?shù)睾芏嗳A人有時候并不確定怎么標識，只好在身份證上填寫儒教或孔教（Confucianism）。其實是否標明自己的宗教性，對中國人來說并不是重要的事情。

同理，在中國的傳統(tǒng)里，人的族群差異并不受重視，大家更重視你在文化上是不是“文明化”了——這一表述可能帶有文化中心主義、文化偏見，重點在于闡述組成中國人的標志是文化，而不是語言等差異；中國各地的語言、方言多的不得了，但只要你接受中國文化的核心價值，你就是中國人。在這種情況下，我想至少在身份證上不需要標明民族信息。

當然，對于少數(shù)族群的一些優(yōu)待也沒必要取消。比如這些少數(shù)族群一般聚居在偏遠地區(qū)，在經濟方面處于弱勢，需要國家的扶持，漢人對此也應懷有同情性的理解。至于大眾比較關心的少數(shù)民族加分政策是否該延續(xù)？我覺得這就要視情況而定了。

如果他的母語不是漢語，且在偏遠地區(qū)受教育，那他將面臨一些漢人們沒有面臨過的困難，給他加分是應有之義；反過來，如果他在城鎮(zhèn)地區(qū)受教育，且母語就是漢語，我認為如果繼續(xù)讓他享受加分優(yōu)待，就是對完全同等條件下的漢人考生的不公平。相比在發(fā)達地區(qū)受教育的少數(shù)民族，那些生活在新疆、西藏、內蒙古、青海、四川、云南、貴州等偏遠地區(qū)的漢人，他們的教育條件也不好，他們在考試時是不是應該獲得加分優(yōu)待？

我知道在云南一些村子里居住著若干民族的成員，有些少數(shù)民族可以憑借政策獲得優(yōu)惠，而他的老鄰居，祖上也在此居住了兩三百年的老鄰居，卻沒辦法得到優(yōu)待。這是非常不公平的。

我們應該把重點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這么一個身份上，每個公民在法律地位上完全平等，國家再根據(jù)公民具體面臨的處境差異給予政策上的優(yōu)惠，而不是用所謂的民族來劃線。

·中國在反擊西方輿論攻擊時要有文化自信

觀察者網(wǎng)：回到當下，就目前整個國際輿論氛圍來看，中國的反擊看上去有點被動。關于后續(xù)如何更好地回擊，您有沒有想法？

吳啟訥：我認為中國的民族政策，不論是從傳統(tǒng)角度還是革命角度來看，都是世界上最先進的關于少數(shù)族群的文化政策，中國應該理直氣壯地對外展示這一點。

我們可以看到，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政策首先來自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里的寬容，而寬容傳統(tǒng)在西方那種用人群、血緣來劃分界限的文化中是不存在的，中國這一種寬容的精神才是真正的普世價值，未來世界也要朝這一方向前進。

其次，中國在革命的過程中吸收了蘇聯(lián)的民族平等政策。西方講究所謂的自由——不一定是真的自由——而蘇聯(lián)講究平等，包括階級平等、族群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蘇聯(lián)的這一政策后來被中國共產黨借鑒到中國的民族政策里，并獲得了非常真誠的推廣實施。所以我們看到，在中國共產黨建立政權之后，少數(shù)族群才有機會走到普通人的眼睛能夠看得到的舞臺上，現(xiàn)在大家還追維吾爾族的明星，其中完全沒有種族偏見。

所以，中國完全不需要為自己的民族政策感到心虛或內疚。放眼全世界，中國完全可以最自信。即使在自稱文化多元主義的加拿大、澳大利亞、美國，它們在種族關系、族群權益方面的記錄非常糟糕，但它們臉皮厚，技巧嫻熟，可以輕松地把自己打扮成種族平等、多元文化的保護者。

當然，在展現(xiàn)形式上，中國應該去掉過去那種口號式的宣傳方式，爭取多元化呈現(xiàn)，比如塑造比較吸引人的藝術形象。中國有必要了解，如何在呈現(xiàn)時讓別人能夠聽懂并接受，這就涉及話語權軟實力的一面。

觀察者網(wǎng)：說到西方在少數(shù)族群權益上的歷史記錄，記得單就針對穆斯林群體，它們就曾出臺一些管治措施。比如，法國、瑞士推出過“面紗禁令”“頭巾禁令”；9·11之后，美國國內社會掀起過反穆斯林浪潮，前總統(tǒng)特朗普還推出過“禁穆令”。您怎么看待它們這些雙標表現(xiàn)？

吳啟訥：西方的雙重標準可以從三個層面來講，一是歷史層面，二是有形設施層面，三是宗教寬容層面。

從歷史層面來看，基本上歐洲國家能夠有明確記憶的歷史就是反伊斯蘭的歷史，十字軍東征就是它們跟伊斯蘭世界的戰(zhàn)爭。因此它們整個社會充滿了反伊斯蘭的氛圍和基礎，也因此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對伊斯蘭教的敵視、侮辱是隨處可見的。在法國發(fā)生的多起血腥沖突，都跟對伊斯蘭的仇視以及伊斯蘭的反彈有關。

從有形設施的角度來看，現(xiàn)在歐美的穆斯林人口在大幅增加，但我們看當?shù)氐淖诮淘O施清真寺及伊斯蘭教育場所，數(shù)量、比例遠遠少于中國大陸的相關配置，可以說是少到可憐。如果我們用中國大陸的標準去要求它們，完全可以指責它們是宗教迫害。

再比如飲食，我們在中國大陸隨處可以看到清真餐廳，不信仰伊斯蘭教的中國同胞跟信仰伊斯蘭教的同胞出去吃飯時，一般會去清真餐廳以表示對后者宗教信仰的尊重。這是中國的傳統(tǒng)，被視作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在西方，就不一樣了。在美國，我很多次只能帶穆斯林朋友去猶太人開設的餐廳，因為猶太餐廳跟清真餐廳相對接近，他們找不到清真餐廳，非常困窘。

其實在臺灣也一樣，臺灣網(wǎng)民對中國大陸民族政策的指責非常多，但全臺灣只有4座清真寺，這跟臺灣27萬穆斯林比起來，比例小得非常可憐；如果按照中國大陸的標準，臺灣應該增建400多座清真寺。我在新疆、寧夏的朋友來臺灣時，他們有的人會吃20多天的吐司面包，因為沒有清真餐廳，不敢到別處吃東西。所以我不知道臺灣網(wǎng)民在指責大陸的民族政策時，知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他們?yōu)楹芜€會如此理直氣壯？

再就是精神層面來看，中國社會普遍尊重伊斯蘭文明，而我們在西方世界里看到的基本都是鄙夷貶斥，把它視作邪惡勢力，這一情況不僅在傳統(tǒng)文化氣氛里存在，現(xiàn)在在學術領域也能看到他們對伊斯蘭的鄙視。

當然，現(xiàn)在西方社會里也有所謂的“白左”主張對伊斯蘭、穆斯林保持寬容態(tài)度，但他們其實自己也不知道該怎么把握，因為他們內心還是包含了對伊斯蘭、穆斯林的輕視，他們覺得伊斯蘭文明里提倡的那些價值不是他們所推崇的普世價值。他們在討論伊斯蘭價值的時候，講的還是如何拯救穆斯林婦女。這是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tài)，認為自己的價值比較高級，“同情”穆斯林婦女，但完全不知道應該尊重別人的文化。

我們可以看看伊斯蘭國家，哪一個不忌憚美國？即使是跟美國政治關系很好的沙特阿拉伯，那里的普通民眾也都能看出美國對他們的輕視甚至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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