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觀察者網(wǎng)專欄作者 梁韋諾】

前言

中央制訂香港國安法及主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后，香港政治生態(tài)出現(xiàn)大變。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總裁、全國政協(xié)委員張志剛以“回歸原點，重新出發(fā)”來概括對香港選舉制度的完善。[1]

在思考重新出發(fā)的方向之前，我們需要好好思考香港社會一直不曾認真思考的問題：香港到底需要怎樣的民主理念？怎樣的民主理念才對香港民主的長遠發(fā)展，以至對香港社會整體利益有利？

有人揚言，香港民主進程，“泛民”不可缺席[2]，說得好像沒了“泛民”，香港民主道路就走不下去。有人則認為，“泛民”一向有“愛國”基因，只是在司徒華死后便“誤入歧途”。只要幫助他們轉(zhuǎn)型成為“忠誠反對派”，讓他們“回歸初心”[3][4][5]，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然而，先不論“忠誠反對派”這個舶來詞是否適用于香港，“反對派”這個概念本身就與“民主派”很不同：反對派不一定支持民主，支持民主的人亦不一定是反對派?？梢?，“泛民”轉(zhuǎn)型成“忠誠反對派”，與促進香港民主發(fā)展本身并無必然關(guān)系。

如此看來，所謂“泛民”“轉(zhuǎn)型”問題，不是轉(zhuǎn)型成“忠誠反對派”，更加不是“回歸初心”、走司徒華“老路”，而是到底有什么適合香港的民主理念及路線，可以取代舊有的、早已證明行不通的一套。

圖自新華網(wǎng)

“民主回歸”：香港民主歷程的空白

現(xiàn)在，不少“泛民”人士高喊“香港民主已死”，揚言香港民主發(fā)展就此終結(jié)。事實上，每當香港民主進程“碰壁”或不合他們心意，總有些“泛民”人士出來（故作）反思，找“民主回歸”作代罪羔羊，大肆批判一番，然后為自己的失誤下結(jié)論：是“民主回歸”導致香港民主發(fā)展失敗。[6][7][8]

這次當然也不例外。不過，批判聲勢遠比2014年“非法占中”前夕之時細得多，畢竟當時“民主回歸”就伴隨著“民主回歸”倡議者、政治經(jīng)濟學家曾澍基教授之死而被草草“埋葬”了。

另一邊廂，不少愛國陣營人士借回顧香港民主歷程來批評“泛民”（特別是批評民主黨）的時候，也會提及“民主回歸”：

有人指出，部分“泛民”“提出‘民主回歸’只是希望憑借‘支持’香港回歸，換取中國政府讓香港‘民主化’，從而達到‘民主抗共’的目的”[9]；

有人批評，“‘民主回歸論’本身存在僵化和機會主義缺陷，既無法真誠轉(zhuǎn)型為‘忠誠反對派’，又無法抵御本土主義挾持和誘惑，導致香港民主運動日益脫軌，走向‘一國兩制’的對立面”[10]；

有人認為，“‘民主回歸論’將價值基底落實于‘民主’，并將民主武器化，用作‘民主抗共’及‘民主奪權(quán)’”[11]；

有人則指出：“民主黨（前身“匯點”）最早提出‘民主回歸論’——支持香港回歸，實行民主政制，當中確實有‘一國兩制’的概念，但他們有個潛臺詞，是以‘民主’來定義‘愛國’，覺得只要國家愈民主，他們就會愈愛國。他們設想的民主道路是這樣的，先是在香港實現(xiàn)一人一票選舉，再作為示范對大陸民眾和中共執(zhí)政階層提供一些參考或者施壓——而這恰恰符合美國對于中國民主化的設定。這種邏輯當中，存在一種立足香港、再通過對民主價值的追求與社會主義體制進行制度競爭甚至政治對抗”[12]。

對于“民主回歸”的內(nèi)涵及其在民主歷程的角色，以上說法未免過分簡化及粗疏，甚至存有偏差，容易造成或加深對“民主回歸”的誤解。

這就形成了一個怪現(xiàn)象：無論是“泛民”，還是愛國陣營，均異口同聲指責“民主回歸”是導致回歸后香港民主進程受到阻礙的元兇。

結(jié)果，在長期缺乏回應和反駁的情況下，“民主回歸”持續(xù)被污名化，久而久之被淡忘，變成了香港民主歷程的一段空白。在變局下，我們需要探討香港需要怎樣的民主理念的問題，這為我們提供契機，重新認識“民主回歸”。

本文通過疏理“民主回歸”的歷史，分析“民主回歸”的萌芽與形成、理論與主張、與“民主抗共”的關(guān)系、探索與發(fā)展、意義與價值，闡述“民主回歸”的本意，嘗試還原“民主回歸”的本來面貌。

過程中難免夾雜筆者個人對“民主回歸”的理解和詮釋。筆者盡量引用相關(guān)文獻，以及向“民主回歸”當年的倡議者征求意見，希望盡可能貼近“民主回歸”的本意。筆者相信，弄清“民主回歸”的基本原則及立場與演變，亦有助于發(fā)展及豐富真正的“民主”。

“民主回歸”的萌芽與形成

香港首個提出“民主回歸”的論政團體是“匯點”。從“匯點”第一次周年大會的出席名單來看，不難發(fā)現(xiàn)，成員幾乎全都是1970年代的學運分子。

在那個“火紅年代”，學生運動風起云涌，當時的大學生抱有反殖民主義及民族主義，提出“放、認、關(guān)、爭”口號：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guān)心社會、爭取權(quán)益（當中最受重視的是“認識祖國、關(guān)心社會”這兩句，所以又被稱為“認中關(guān)社”），并相繼發(fā)動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保衛(wèi)釣魚臺運動”“盲人工潮事件”“仁義新村事件”“反貪污、捉葛柏”等社會運動。

“反貪污、捉葛柏運動”，圖片來源：羊城晚報

當時的大學生主要分為“國粹派”及“社會派”。前者強調(diào)“認中”，認為要以認識中國為首要，忽視香港社會在殖民統(tǒng)治下的不公義情況；后者則強調(diào)在認識中國的同時，必須對殖民統(tǒng)治的不公義之事進行抗爭。結(jié)果兩派陷入分化與對立，導致學生運動出現(xiàn)分裂。

隨著“文革”的結(jié)束，“國粹派”崩潰瓦解，與之相對的“社會派”亦難以維持，學運陷入低潮。不過，如曾澍基所言：“歷史的殘酷在于它不會提供太多喘息機會?！盵13]數(shù)年后，港督麥理浩訪京，就香港前途問題交換意見，中英角力開始。

此后，社會上圍繞回歸議題的團體及組織涌現(xiàn)。當時不少團體都提出過反對回歸、主張“維持現(xiàn)狀”的方案，例如由勞思光、胡菊人、李怡等人組成的“香港前景研究社”提出的方案是，建議中英雙方訂立《中英合作友好條約》，訂明中國擁有對港主權(quán)，英國可以在數(shù)十年內(nèi)繼續(xù)對港實行殖民統(tǒng)治。[14]研究社主席勞思光接受訪問時甚至揚言：“在任何解決方法中，都必須保留由英國治理這一點?！盵15]

二戰(zhàn)后香港首個政治團體“革新會”亦提出過類似“主權(quán)換治權(quán)”的方案，建議英國政府宣布在1997年后香港不再是英國屬土，而由中國政府宣布1997年7月1日起將香港島、九龍及新界成為一“托管地區(qū)”，由英國代為管理，為期二十年。[16]

1982年9月，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訪華，中英雙方開展第一階段談判。此時，一群“火紅年代”的學運分子（主要是社會派）組成論政團體“匯點”。“匯點”元老陳文鴻教授指出：“匯點”“把從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和保釣運動帶來的民族主義，結(jié)合到反殖的民主主義”，成為“‘民主回歸’的主要推動力”。[17]

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圖片來源：港媒

當時，除了“匯點”，由張家敏擔任會長的新香港學會（后來與其他團體合組成民協(xié)）同樣是主張“民主回歸”的團體。

不過，由于“匯點”是香港第一個主張“民主回歸”的論政團體，而且與民主黨淵源甚深，因此，本文將以“匯點”為中心，以“匯點”的文獻及“匯點”元老們的說法為基礎來探討“民主回歸”。

“民主回歸”的理論與主張

“匯點”以“新三民主義”作為政治綱領，即“民族”、“民主”、“民生”，主張三者互相結(jié)合?！皡R點”創(chuàng)會會長劉乃強對此作解釋：

“民族”：不是狹隘的、排斥的民族主義，而是在情在理的肯定我們是中國人，香港是中國的地方；

“民主”：不是一夜之間全部民主，而是肯定民主化的方向，盡快弄好，循序漸進，逐步開放；

“民生”：不是國有化，或者打倒資本家，而是肯定私人企業(yè)之后，要求社會資源有較合理的分配，讓全港市民分享安定繁榮的成果。[18]

然而，現(xiàn)時大多數(shù)談論或批評“民主回歸”的人，并不理解以上的政治綱領。出現(xiàn)這種情況的原因，很可能跟“民主回歸”長期被邊緣化有關(guā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