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組織十年前發(fā)動的恐怖襲擊對美國乃至國際輿論都造成了極大沖擊。如今事隔十年，我們又能從中學到些什么呢？

所有曾經乘坐美國航班或者希望進入華盛頓特區(qū)政府建筑的人都會體會到9·11事件后美國安保系統(tǒng)的極大變化。雖然對恐怖主義的警惕有所提高，移民限制也進一步收緊，但9·11事件發(fā)生初期那種草木皆兵的狀態(tài)卻也逐漸緩和。新成立的國土安全部，國家情報總監(jiān)以及行政級別提升的反恐中心并未改變美國政府，同時對大多數(shù)美國人來說個人自由只受到了微小的影響。自那以后美國并未遭遇任何大規(guī)模襲擊，人們的生活也恢復如常。

但這種顯而易見的復原不應模糊了9·11事件本身的重大長期意義。正如筆者在拙作《權力的未來》一書中所論證的那樣，信息時代其中一個最重大的權力轉換就是非國家參與者的實力增強。要知道基地組織所殺害的美國人數(shù)量比日本襲擊珍珠港時還多。這或許可以稱之為“戰(zhàn)爭的私人化”。

以冷戰(zhàn)為例，當時美國抵御蘇聯(lián)核襲擊的能力顯然比今天更為脆弱，但“確保相互毀滅”戰(zhàn)使得雙方都變得同樣脆弱，從而避免了災難發(fā)生。蘇聯(lián)人雖然武力強大，但卻無法利用手中的軍火庫從美國人處奪取任何權力。

然而有兩種不對稱狀況卻在2001年9月推了基地組織一把。其一是信息不對稱。恐怖分子對自己的襲擊目標了如指掌，但9·11事件前的美國卻對恐怖網絡的特征和地點知之甚少。有些政府報告預測到非國家參與者可能對大國造成破壞，但這些結論卻并未在官方策略中得到采納。

其二則是注意力的不對稱。一個大型參與者擁有眾多利益和目標，并因此稀釋了放在某個小型參與者身上的注意力，反之小型參與者則更容易去集中自己的注意力和意愿。其實美國情報部門早就收集了許多關于基地組織的信息，但美國卻沒能把這些來自諸多情報部門的情報進行系統(tǒng)整理。

但信息和注意力的不對稱并不能賦予那些非正式暴力行使者們永恒的優(yōu)勢。有一點可以確定——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然后從歷史的角度來看，恐怖主義浪潮往往需要一代人的時間才能消退。即便如此，基地組織首腦人物的陸續(xù)覆滅，美國情報部門的不斷強化，更加嚴格的邊境管制以及美國聯(lián)邦調查局與中央情報局的更緊密合作也令美國（及其盟友）變得更加安全。

但9·11事件給我們帶來的更寶貴經驗則是述事和軟實力在信息時代中的作用。一般來說分析家們都會用武器精良程度和兵力對比來推測誰是勝者；然而在信息時代，最終結果也會受到各方述事能力的影響。各執(zhí)一詞的述事題材以及恐怖主義都會涉及到述事和政治表演。

小型參與者或許無法在武力與大型參與者分庭抗禮，但卻可以用暴力來制定全球議程并編造述事來削弱對方的軟實力。本·拉登就非常善于述事。雖然他無法對美國造成自己想要的破壞，但他成功占據了全球議程近十年時間，而美國最初的笨拙反應也證明此人能令美國付出比預料中更大的成本。

小布什總統(tǒng)宣布的“全球反恐戰(zhàn)爭”其實是個戰(zhàn)術錯誤。他本可以將其限定為“向對美國宣戰(zhàn)的基地組織復仇”并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結果全球反恐戰(zhàn)爭被錯誤解讀來為一系列行為開脫——包括導向錯誤，耗費昂貴而且最終毀了美國形象的伊拉克戰(zhàn)爭。此外許多穆斯林又把這個詞匯誤讀為向伊斯蘭教宣戰(zhàn)，這并非美國的本意，但卻正中本·拉登下懷，使其得以在各大穆斯林國家抹黑美國。

鑒于數(shù)萬億甚至更多的戰(zhàn)爭借款也是美國當今預算赤字的一部分，本·拉登已經成功削弱了美國的硬實力。而9·11事件的真正代價則是機會成本：在本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大部分時間中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漸向亞洲傾斜，而與此同時美國卻被一個錯誤的中東戰(zhàn)爭決策所困擾。

9·11的一個重要教訓就是雖然軍事硬實力在應對本·拉登這類恐怖分子方面必不可少，但也必須具備理念以及合法性這樣的軟實力來籠絡主流穆斯林民眾的心——這也是基地組織希望拉攏的。一個“巧實力”戰(zhàn)略不能忽視軟實力這樣的工具。

但至少對美國人來說，或許9·11事件最大的教訓就是美國的外交政策應當遵從前總統(tǒng)艾森豪威爾半個世紀前的忠告：不要卷入占領他國領土的戰(zhàn)爭，而是要把注意力放在增強美國經濟之上。

小約瑟夫·奈，曾于美國克林頓政府時期任國防部長國際安全政策助理，哈佛大學教授，著有《權力的未來》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