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從發(fā)達國家經驗的視角探討基礎科學的發(fā)展路徑。從科學技術發(fā)展史的角度只能在一般學理意義上闡明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然而，不同的國家歷史背景不同，會有不同的發(fā)展道路。因此，還要從歷史經驗的角度，闡明科技發(fā)達國家是如何發(fā)展基礎科學并恰當處理基礎科學與應用科學的關系的。

李政道選擇了以自己所在的美國以及二戰(zhàn)后迅速崛起的日本為例，來闡述這一問題。他回顧了美國和日本科學技術發(fā)展的歷程之后指出，“日本在早期比較窮困的時候，是比較注重基礎研究的。這和其后來科學上的成功，以及工業(yè)上的發(fā)展，有極大的關系。為什么在國家窮的時候，要注重基礎科學研究呢？那是因為支持基礎科學所需的經費比較低?！倍绹那闆r則不同，“美國早期根本不注重基礎”，原因在于“美國起步的時候，和西歐關系密切，工業(yè)技術已經有一定發(fā)展……二次大戰(zhàn)后，西歐受到戰(zhàn)爭的破壞，才促使美國重視基礎研究?！?

雖然日本和美國的歷史很不一樣，但近期情形則一樣，兩個國家都高度重視基礎研究，“基礎、應用和開發(fā)研究經費的比例，近期也都基本保持在15％、25％、60％左右?！敝袊臍v史和國情與日、美不一樣，因此要走自己的路，但一些共同的規(guī)律性的東西，也應該借鑒過來，為我所用，“關鍵是要處理好基礎、應用、開發(fā)三方面的關系。經費的投入大致保持一定比例，才能協(xié)調地發(fā)展?！盵5]由此可見，李政道的論證邏輯性非常強，充滿歷史感和國際視野。

李政道先生視頻截圖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李政道每年多次回國。在有限的回國時間里，李政道不僅在事關基礎科學研究的諸多問題上向中國領導人建言獻策，而且在全國各地不同層面宣講自己對于基礎科學研究及其與應用科學研究關系的基本觀點。鑒于李政道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國內媒體都樂于報道他的講學、演講內容。查閱當時的報刊，李政道關于基礎科學和應用科學關系的言論和思想在當時有著大量的報道。在改革開放初期咨詢尚不發(fā)達的年代，這對扭轉當時社會上對基礎科學研究的偏見，開闊人們的視野，發(fā)揮了積極影響，起到了思想啟蒙的作用。

２ 楊振寧強調應用科學研究

與李政道恰好相反，楊振寧于1972年6月第二次回國時就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此后，他又突出強調中國要大力開展發(fā)展性科學、應用性科學研究。更重要的是，楊振寧突出強調應用研究的理由，也同樣雄辯有力，同樣給中國領導人和中國科學界以極大的啟發(fā)。

2.1 持續(xù)反對中國建設高能加速器

楊振寧于1971年7月首次回國訪問，回國期間主要是省親和參觀各條戰(zhàn)線上的“樣板”工程，與中國科學界并未深入交流。1972年6月，楊振寧第二次回國（李政道同年9月第一次回國）。也即是在這次回國期間，楊振寧開始介入到中國高能加速器建設的爭論之中。

1972年7月4日，楊振寧應邀參加中科院組織的“高能物理發(fā)展與展望”座談會，會上中國物理學家提出中國要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趕上世界先進水平并在此過程中培養(yǎng)人才。出乎參加座談會的中國科學家意料的是，楊振寧在會上反對中國建造大型高能加速器，而且態(tài)度堅決。楊振寧的意見有理有據。

他說：“拿幾千萬美元的投資來發(fā)展高能加速器，從中國工業(yè)發(fā)展來看，我很難投票贊成……中國去年的鋼產量是2100萬噸，可以等這個數字增加3倍以后再來討論。這個數字是美國和蘇聯(lián)的六分之一，但美國和蘇聯(lián)的人口是中國的三分之二。中國有很多別的事情做，中國應當對人類有較大貢獻，但我不覺得應當就是在高能加速器方面?！盵7]

應當說，眼界開闊、對中美情況都有了解的楊振寧是務實的。確實，1972年的中國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奢談建造大型加速器極不現實，而且當時高等教育幾乎停滯，沒有人才根本就不可能建成加速器。在楊振寧看來，中國當務之急是要恢復并發(fā)展教育，培養(yǎng)更多的人才。盡管中國科學家對楊振寧直言不諱的意見感到很不舒服，但楊振寧的意見確實很在理，這對處于封閉狀態(tài)下的中國科學家而言，無疑是一針清醒劑。

楊政寧先生資料圖

盡管楊振寧極力反對中國建造高能加速器，但中國科學家有著自己的長遠考慮，當年9月，張文裕等18名科學家聯(lián)名給周恩來總理寫了一封信，提出發(fā)展中國的高能物理并建造高能加速器的建議。周恩來親筆批示給予支持。1973年，中國高能物理研究所正式成立，高能加速器建設也提上日程。1975年，國家批準建造4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1978年國家改為批準建造500億電子伏質子同步加速器，然后建造5000億伏質子加速器，史稱“八七工程”。

也就在“八七工程”上馬的時候，楊振寧再次回國，并且“不識時務”地再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1978年8月18日，鄧小平和方毅接見楊振寧，會談中，楊振寧明確表示自己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以至于鄧小平在會見結束時指示在場的副總理方毅，專門組織專家再次與楊振寧詳談。

8月19日下午，方毅率張文裕、周培源、吳有訓、錢三強、朱洪元等著名物理學家再次與楊振寧座談。雖然楊振寧堅持自己的反對意見，但“八七工程”上馬已成既定事實[8]。此時的中國科學界，急于奮起直追的心情更為迫切，不可能因為楊振寧的反對而下馬一個好不容易爭取來的重大科學工程。然而，好景不長，“八七工程”過于貪大求高，不幸被楊振寧言中，不符合中國實際，被迫下馬。

1978年底“八七工程”上馬后，因耗資巨大，也遭到國內科學界其他學科的反對，據說就有“我們這兒飯都吃不飽，高能物理所在那兒吃肥肉”[8]的說法。因此，從1979年開始，國家就開始考慮調整高能加速器建設，也就是下馬“八七工程”。1980年1月，改革開放大幕拉開后中國舉辦的第一個國際大型學術會議———廣州粒子物理理論討論會召開，包括李政道、楊振寧在內的海內外華裔物理學家群賢畢至。

會議期間，由李政道牽頭擬就了一封致中國政府的信，呼吁中國政府繼續(xù)支持建設高能加速器。絕大多數到會物理學家都在這封信上簽名了，而楊振寧卻沒有簽名。不僅如此，他還于當年3月12日給所有參會的科學家寫了一封信，再次公開亮明自己的觀點，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說：“中國的領導人和科學家已經十分清楚我的意見……我不能夠無愧于心地去簽署這個文件，因為我認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簽名，而是中國人民的簽名?！盵8]這是有史可考的，楊振寧第三次公開反對中國建造大型加速器。

1981年底，在經過更為理性、周全的論證與國際咨詢之后，中國政府決定放棄建設大型質子同步加速器，改為建設規(guī)模較小的正負電子對撞機。就在中國政府做出這個決策不久，也就是1981年底，楊振寧致信鄧小平和方毅，再次提出反對意見。而且這次意見更有針對性、更為具體、更具前瞻性，試圖給中國的科學研究指出方向。這封信影響很大，因而有必要詳細介紹一下這封信的主體內容及有關情況。

楊振寧在信中明確了自己反對建造大型加速器的觀點，進而深刻指出，中國的科學研究“傾向于走兩個極端：或者太注意原理的研究，或者太注意產品的研究（制造與改良）。介于這兩種研究之間的發(fā)展性研究似乎沒有被注重?！薄鞍l(fā)展性研究是一種中期的投資，希望5年、10年或20年內成果能增強社會生產力。這種投資我覺得是當前中國科技研究系統(tǒng)中十分脆弱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薄霸淼难芯砍晒麣獯?、叫得響，而發(fā)展性的研究各工廠視為財富，不肯公開。所以在中國容易產生一個而錯誤的印象，以為美國原理研究經費比發(fā)展性研究經費多得多。

費米國家實驗室加速器衛(wèi)星圖維基百科

事實與此正相反?！睏钫駥幹赋?，美國的發(fā)展性研究經費大約是原理性研究經費的10倍?！霸淼难芯康纳鐣С衷诿绹皇沁@30年才開始的。這個歷史發(fā)展的順序，先實際后原理，先短、中期后長期，這是由經濟規(guī)律所決定的，絕對不是偶然的?！盵9]在這些論證基礎上，楊振寧認為中國應大力開展發(fā)展性研究，并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必須承認，楊振寧的上述觀點是非常精辟的，已經超越了就事論事的層面，轉而從學理層面、中國實際以及汲取國際經驗的角度，為中國科技發(fā)展提出了極具指導意義的建設性意見。

1981年12月28日，鄧小平審閱了楊振寧的這封信，并做出重要批示：“由有關部門進行討論，擬出方案。”[10]由此可見，鄧小平是非常重視這封信的內容的。又因楊振寧的這封信有理有據，不僅找準了中國科技發(fā)展的“痛點”，為中國科技戰(zhàn)略發(fā)展指出了明確的方向，而且還有鄧小平的明確批示，所以此信內容引起中國政府和科技界的廣泛討論。以至于《光明日報》于1982年3月5日以較大篇幅刊登了此信的主體內容，并特意加了一個“編者按”：“希望本文能引起國內科技界的重視，并歡迎大家就本文提出的問題發(fā)表意見?！盵9]這足以看出當時中國官方的態(tài)度。也就是從這封信開始，鑒于中國政府已正式決定建設正負電子對撞機，楊振寧不再公開反對中國搞高能加速器，而是主張中國政府要更多地重視發(fā)展性研究，也就是應用科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