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來，經濟學當中有一個很流行的理論，叫人口紅利理論，該理論認為中國勞動力成本之所以便宜，就是因為人口紅利。什么叫人口紅利呢？就是我們人口的年齡結構中，能夠工作的年輕人在整個人口中的比例很高。這個理論是以要素稟賦為前提的比較優(yōu)勢論的翻版，是非常片面的。

全世界有人口紅利的國家有很多，單純有人口紅利并不能決定這些國家經濟實現發(fā)展。這個理論忽略了，真正導致我們工資成本低廉的，不是人口紅利，而是半無產階級化這種制度現象所帶來的制度紅利。對中國經濟而言，長期依賴于半無產階級化制度紅利，是欠發(fā)達或依附的表現，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和工業(yè)化，顯然要盡早結束這個階段。農民工最終應該在制度上被消滅，和發(fā)達國家經歷的歷史過程一樣，完成向無產階級化的過渡。[3]

多年來學界和媒體經常談論一個概念，即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流行的命題是，中國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么達到中等收入就會面臨陷阱呢？在理論上，這兩者并間不一定有必然的聯(lián)系。我們更愿意把中等收入陷阱置換為“半無產階級化陷阱”這樣的概念。

2001年之后，伴隨中國加入WTO，農民工越來越多地離開本省，來到東部沿海城市打工。這些農民工有許多在三資企業(yè)就業(yè)，其中富士康最為典型。就單個企業(yè)來講，富士康可能是全世界用工數量最大的企業(yè)。富士康在中國大陸雇傭的人數大概有100萬，當中大概80%是農民工，所以這是非常有典型性的個案。這些三資企業(yè)大多從事制造環(huán)節(jié)的業(yè)務，在全球價值鏈中，其競爭優(yōu)勢之一即在于低廉的工資成本。

除了上面講到的造成工資成本低廉的原因外，這里還要提到以農民工為前提的所謂宿舍勞動體制，這是一種將勞動力再生產的特殊性與勞動過程理論相結合的生產體制理論。社會學家潘毅等人研究過這種宿舍勞動體制。這種生產體制的特點是，可以隨時動員足夠多的工人，為來自全球的訂單而生產。這給企業(yè)帶來了速度經濟，從而有助于進一步降低生產成本。

這是以農民工制度為前提的競爭優(yōu)勢，但陷入其中，則意味著我們難以過渡到一個充分依賴內需的真正工業(yè)化的經濟。農民工僅僅被看作生產者，而消費者在海外。全球資本出于“勞動套利”的需要，來到中國投資設廠，以實現哈維所謂的資本積累的空間修復。半無產階級化的農民工，作為一種制度形式，有可能在這種積累體制下不斷地被再生產出來。

換言之，一開始農民工還只是上述積累體制的外生的制度前提，但在進一步演化過程中，就可能成為這種積累體制內生的東西而長期持續(xù)下去。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它將從根本上阻礙中國實現向中高等收入國家邁進的目標。

那么怎樣才能結束這種半無產階級化現象呢？結束半無產階級化現象，就意味著農民工要完全進城，成為具有城市戶口的居民，跟城鎮(zhèn)職工一樣。顯而易見的是，要實現這一點，農民工的工資就必須有顯著的增長，以達到和城鎮(zhèn)職工近似的水平，否則他在城市里沒法進行勞動力再生產。

怎樣才能讓這兩億八千萬人的工資有這么大的提升？從長期來看，唯一重要的經濟條件就是中國經濟在幾乎所有產業(yè)實現普遍升級，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水平，因為這樣才能有足夠的增加值，給這些人付工資。所以這事實上也意味著，中國制造2025或類似計劃何以具有極端的重要性。也正是在此意義上，美國人變得有點害怕我們，因為中國不是小國，體量太大，僅農民工就有兩億八千萬。全世界哪個大陸有這么多生產者？我們不像一些小國，靠生產巧克力或者生產手表，就可能把人養(yǎng)活了。一個韓國三星基本上可以把半個國家養(yǎng)活，我們做不到。所以中國必須在汽車、飛機等幾乎所有產業(yè)都達到或者接近世界一流水平，我們才能渡過半無產階級化陷阱，老百姓才有可能過上比小康更好的生活。

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政治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對農民工制度有著較為深入和透徹的分析，但從人口紅利說的流行可以看到，這些分析，并沒有在經濟學界產生足夠的影響，相反，中國主流經濟學界還在談論概念上極為片面的人口紅利和中等收入陷阱，而基本忽略了背后的制度因素即農民工制度的作用，及其所面臨的“陷阱”——如果存在的話——在制度經濟學上的真實含義。

我們可以給上述分析作一個簡單的小結。農民工制度是改革以來中國經濟體制中最為重要的制度形式之一。與這一制度的形成直接相關的是戶籍制度和土地制度。作為半無產階級化的勞動者，農民工在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體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作用可以概括為以下三方面。

第一，農民工的大量供給帶來了低廉的勞動成本，為中國經濟的比較優(yōu)勢奠定了基礎。不過，這種廉價成本和農民工的半無產階級化地位有關，而不是和所謂人口紅利有關。世界上有人口紅利的國家很多，但不一定能轉化為勞動成本的優(yōu)勢。如果勞動密集型部門構成了中國外向型經濟部門的比較優(yōu)勢的話，這種優(yōu)勢其實主要來自制度因素，而不是天然的要素稟賦。

第二，農民工是一種勞動力的蓄水池，適應于靈活的外向型積累體制的需要。當經濟較高速增長時，這個蓄水池可以及時提供大量廉價勞動力，當經濟面臨危機時，農民工可以返鄉(xiāng)，減輕城市失業(yè)的壓力，從而成為資本積累矛盾的減壓閥。2008年9月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fā)后，從當年10月到隔年4月，失業(yè)農民工人數多達4900萬，其中2400萬在半年內又找到了工作，剩下的2500萬長期失業(yè)者，有多達67%的人返回了家鄉(xiāng)，從而大大減輕了城市的壓力。

第三，農民工制度決定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一些結構性特點，其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導致中國工業(yè)化的程度高于城市化的程度。與其他國家相比，這一結構性特點壓低了消費在國民收入中的相對比重。

在過去三十年，對于中國經濟的高速成長而言，農民工制度帶來的廉價而充沛的勞動力供給，是一個重要的推動力，但在今后的發(fā)展中，農民工制度也可能阻礙經濟的轉型和內需的擴大，使中國經濟陷入不合理的國際分工，從而形成經濟發(fā)展的“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半無產階級化陷阱并不僅僅對應于中等收入水平，在低收入水平上，也可能形成這種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