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先天不足

在關于現(xiàn)實主義的認知中，有一個流行的二元對偶，即現(xiàn)實主義vs理想主義，其含義是：人類社會中的政治行為，既包括善意的意愿和動機，也包括惡意的威脅和懲罰。如果認為一種秩序的建立更多地取決于前者，就是理想主義，如果認為更多地取決于后者，就是現(xiàn)實主義。

這個二元范式看起來很對稱，理論上也工整，但在應用上卻似乎從未成功過。著名的例子是亨利?基辛格堅持用理想主義與現(xiàn)實主義兩種思想的二元對立解釋20世紀美國的獨特外交政策風格。

根據他的解釋，現(xiàn)實主義就是一種冷靜的、以國家利益為指針、尋求大國均勢以確保國際和平的指導思想，而理想主義則是一種幼稚的、以道義原則為指針、通過集體安全以確保和平的指導思想。

基辛格被認為是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大師，因為他堅持認為只有現(xiàn)實主義才是通往成功外交政策的根本保證，而理想主義只會導致錯誤的甚至是災難性的外交悲劇。例如他認為在他擔任國務卿的尼克松政府時期，其政策就是“建立在對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利益的現(xiàn)實評估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的利益形成我們的義務，而不是相反?！保℉enry. Kissinger, 1997）

但在他試圖解釋理想主義政策的失敗時，卻陷入了自相矛盾，他認為“二十世紀許多最佳的外交行動，可以追本溯源到威爾遜總統(tǒng)的理想主義：例如，馬歇爾計劃、勇敢承諾遏制共產主義、保衛(wèi)西歐的自由，甚至命運曲折的國際聯(lián)盟，以及日后取代國聯(lián)的聯(lián)合國等等都是。”（Henry. Kissinger, 1997）

被稱為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大師的基辛格

他的這種牽強附會的二元論解釋，招致了一些嚴厲的批評，歷史學家們認為這種簡化且生硬的理論框架導致了對國際關系史的曲解。

與米爾斯海默的問題一樣，基辛格的問題也在于并未很好地認識到西學傳統(tǒng)中的這個現(xiàn)實主義在思想上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

做個假設，如果西方學界并未發(fā)展出目前流行的這種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那么中國學界有無可能從自身的歷史經驗中發(fā)展出類似的國際關系理論呢？中國的春秋戰(zhàn)國時期與近代西方的列國爭霸時期差不多一樣長，歷史材料也足夠多，中國學者有無可能從中歸納出一套規(guī)范化的理論模型呢？例如將春秋列國抽象成一個群體結構，將周天子的衰落定義為該結構的無政府狀態(tài)，將各國的爭霸故事按照自利動機與權力行為的規(guī)范化理論進行描述？

可以認為這不太可能，因為中國人不習慣這種表面上很科學、很學術、很理論化但實質上帶有嚴重先天缺陷的思維方式。

具體說來，按中國人的傳統(tǒng)，人類社會中的社會關系和政治行為，都是人之事，遵循人之道，如《荀子?儒效》篇曰：“道，仁之隆也。……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以道也。”如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彼?，中國人的政治哲學和人生哲學密不可分，不大會構造某種抽掉了人事和人生的、純粹“物化”的社會理論。

西學傳統(tǒng)卻不是這樣，自亞里士多德開始，長期偏執(zhí)于形而上學，將人類社會混同于自然界，將天之道、地之道置于人之道之前，總想要通過將人“物化”找出一種統(tǒng)攝自然界包括人類社會的單一規(guī)范。而隨著現(xiàn)代科學尤其是物理學的大發(fā)展，牛頓發(fā)現(xiàn)的定律猶如上帝投下的光亮，令一切豁然開朗（Nature and nature's laws lay hid in night; God said "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讓西學中對“形而上學如何可能？”這一問題的追問更加執(zhí)著，如康德的問題：研究和衡量理性的那種先天地認識的能力。

近現(xiàn)代西方社會科學中很多“科學理論”都是這一形而上學傳統(tǒng)的產物，其共同的特點就是，在社會問題中把其中活生生的人抽掉，盡可能地將問題還原為物理學和數(shù)學，應用數(shù)理邏輯進行理論概括和描述，再返回到現(xiàn)實問題中給出解釋和預測。

不幸的是，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各個流派，也都在這一形而上學傳統(tǒng)當中，而且就像米爾斯海默在訪談當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立場決不動搖，結論決不修正，非如此就不是現(xiàn)實主義。

也不能說這種思維方式完全沒道理，將社會科學問題自然科學化，相當于是打開了一座理論工具寶庫，只要對所關注的社會科學問題進行一定程度的抽象處理，就可以將現(xiàn)成的自然科學理論成果拿來直接套用。比如將人類社會的國際體系抽象成一個類似于物理學中的同類物體集合，并假定這個集合具有固定不變的結構并且沒有統(tǒng)一意志，再將各個國家抽象成具有質量和能量的物體和力，將國家的行為抽象成遵循某種定律的物體運動，這樣就可以照搬物理學中的理論與方法建構國際關系問題的理論模型了。

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為了建立“物理學化”的理論模型，必須對現(xiàn)實問題進行簡化和“物化”，抽掉其中的“人之道”，轉換成“物之道”；然而一旦在由人進行的政治活動中抽掉了人，將人變成了物，也就必然會導致對現(xiàn)實的背離，落入為了遷就理論的工整不得不扭曲現(xiàn)實的思維陷阱。

米爾斯海默在訪談中強調說，“我的主要依據是理論。我對國際政治運作有一套簡明的理論?！辈恢浪欠褚庾R到，他的簡明理論就是他的陷阱，如果現(xiàn)實更復雜、更多變，超出了其簡明理論的解釋范圍，他不會去修正理論，而是強詞奪理地簡化現(xiàn)實、固化現(xiàn)實。因為如果不這樣堅持，如果承認存在例外和變數(shù)，它的簡明理論模型就會瞬間崩塌。

這就是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的先天不足。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現(xiàn)實主義在理論中抽掉了“人之道”，實際上是抽掉了整個問題的歷史維度。物理學中的力學模型是沒有歷史維度的，同一個實驗可以在任何時間重復進行，其實驗結果不受時間變化的影響。但人類社會的所有問題都是有歷史維度的，在國際關系領域，今天的中國和美國，以及世界各國，都不像物理學中的物體那樣過去如此現(xiàn)在如此未來還是如此，而是歷史的產物——各自的獨特歷史以及相互之間的互動歷史共同作用之下的產物。

這就意味著，現(xiàn)實主義理論的那個統(tǒng)一的理論假定——群體結構、無政府狀態(tài)、自利動機和權力行為，其實也都是隨歷史而變化的，不可能像現(xiàn)實主義者們所堅持的那樣，是一個永恒不變的先驗之物。

為什么馬克思主義理論與現(xiàn)實主義理論無法相容？其他暫且不論，馬克思主義本質上是歷史主義的，從不會在抽掉了歷史維度的空間平面上分析問題，關于國際體系的結構和狀態(tài)、國家的動機與行為，馬克思主義都有一套基于歷史的解釋。

當然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家們也不是不談歷史，而且還很喜歡談，但他們卻是用一種顛倒的方式談歷史，即從歷史上找到可以適用于其固定理論模型的案例，例如古希臘時期的雅典和斯巴達、中世紀的意大利諸公國、近代以來歐洲列強的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等，再反過來說明其理論的“放之四海而皆準”；并且還能將修昔底德、馬基雅維利、霍布斯等人與當代的漢斯?摩根索、喬治?凱南、肯尼斯?沃爾茲、約翰?米爾斯海默等大不相同的思想者通過現(xiàn)實主義立場串接成一個看起來像是“自古以來”的學術傳統(tǒng)。

在這一點上，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很像自由市場經濟學理論，前者的國際體系在后者被稱為“市場”，前者的國家在后者被稱為“經濟人”，前者的國家利益和權力政治在后者就是“經濟人”的自利動機和最大化策略。兩者在虛擬世界、結構不變、無政府狀態(tài)、行為體的動機和行為規(guī)律不變等基本假定上完全一樣。

而且也同樣偏執(zhí)，自由市場經濟學家也一直宣稱，不承認這些還原論的假定就不是經濟學家，也同樣為了遷就理論而不惜扭曲現(xiàn)實。

現(xiàn)實主義國際關系理論自1970年代的肯尼斯?沃爾茲之后發(fā)展出新現(xiàn)實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學也大概在那個時期發(fā)展出第二代新古典經濟學流派，在抽離人、抽離歷史、物理學化、數(shù)學化的方向上越走越遠。看起來是越來越具有學術性和理論性，但其實是越來越走火入魔，越來越受制于自身的先天不足和固有缺陷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