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之六：居心叵測的翻案

近年來有一批美國學(xué)者的研究，號稱“新清史”，以新視野解釋清朝的歷史，兩岸都有一些中國學(xué)者為之驚艷，以為我們以前把清史都看錯了，清帝國原來不是中華帝國，而是中亞帝國，中國不過是清帝國的一部分，又認為滿人漢化的概念是大漢沙文主義的產(chǎn)物，認為滿人不是中國人，滿人具有所謂的“族群主權(quán)”，不承認中國是多民族的國家，堅持中國人只是漢人，滿人、蒙古人、西藏人都不是中國人，這豈不是為分裂中國提供理論基礎(chǔ)？如此居心叵測的論述，外國人隨便說說也就罷了，中國人也去附和，未免太盲目無知了吧！

打個比方，新清史論者把清朝視為公寓大樓的主人，境內(nèi)每一個族群占有一間公寓，公寓的主人有其自主權(quán)，意指清朝垮臺后，應(yīng)像奧斯曼帝國那樣崩潰，各民族各自立國。據(jù)此失當?shù)囊鳎阃陆Y(jié)論說中華民國成立的五族共和國是“重新殖民不同的民族”，于是進而質(zhì)疑無論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否應(yīng)該繼承清朝滅亡后的遺產(chǎn)。這已經(jīng)是扭曲歷史、裂解多民族中國、居心極為叵測的論調(diào)。

“新清史”最引以為傲的是利用滿文檔案，其實中國史家用滿文檔案早已不乏其人，據(jù)通曉滿文的學(xué)者指出，“新清史”最主要的論著，如柯嬌燕（Pamela Crossley）的《半透明的銅鏡》（A Translucent Mirror，2000）、羅友枝（E. Rawski）的《最后的帝王們》（The Last Emperors，1987）、路德（Edward Rhoads）的《滿與漢》（Manchu and Han，2000），以及歐立德（Mark Elliot）的《滿洲之道》（The Manchu Way，2001），均引用滿文不多而又輕率。羅友枝完全不懂滿文，所以她的引用書目中全無滿文資料，她所引用的主要是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包括漢譯的滿文檔案，所以她全部依賴漢文資料。

因研究晚清，路德似對滿文不感興趣，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有不少滿文報章與雜志值得參考，他卻沒有注意?？聥裳嘁脻M文較多，但鐘焓教授發(fā)現(xiàn)她一連串的誤讀誤解，以至于結(jié)論難以落實。例如她把佟達禮確認為三萬衛(wèi)的女真人，因她誤讀明軍駐守在遼東的三萬衛(wèi)為女真的三萬戶。事實上佟氏在明初就已經(jīng)是充分漢化的女真人，是協(xié)助明廷平定遼東而后駐守在衛(wèi)的軍官。更不可思議的是，她說佟姓與滿族皇家是遠親，毫無實據(jù)。據(jù)清史名家鄭天挺先生的說法，佟家世居遼東，根本就是漢人！

事實是，遼東的漢人與女真人同在遼東居住數(shù)百年之久，在漢文化的影響下，女真人即使不是完全漢化，至少也已半漢化了。漢化的女真人稱為“Nikan”，屬于漢軍八旗，佟家即使有女真血統(tǒng)，在文化上也已與漢人無異。遼東事實上已是漢化的社會，然而柯嬌燕打心底不愿意承認無可爭辯的事實，她情愿說是都市化、部族化而就是不愿說是漢化！全不顧滿族的社會組織是以家族為基礎(chǔ)的“halamukūn”，根本不是部落或都市。更加荒謬的是，柯嬌燕以佟氏在康熙時要歸宗滿族，論證清廷開始從文化認同轉(zhuǎn)變?yōu)樽迦赫J同，而此轉(zhuǎn)變到乾隆時完成。但刻意編織滿洲族性是徒勞的，因佟氏的要求是個案，只有兩個佟家有此一舉，其請求雖被允許，但并未從漢軍旗提升到滿軍旗，僅給與其較高規(guī)格的待遇，更無論其余的佟姓以及漢化的滿人。所以她的“族性認同”理論難免有捕風(fēng)捉影之譏！

上述可知，美國歷史學(xué)者的語言隔閡確實會影響到論述的正確；史景遷誤讀中文并非孤例，柯嬌燕的漢文應(yīng)該比滿文要好，但我們?nèi)园l(fā)現(xiàn)她連一些普通的漢文都無法正確理解，例如在她一篇題目為《〈滿洲源流考〉與滿洲傳承的形成》（“Manzhou yuanliu kao and the Formalization of the Manchu Heritage”）的論文中，她將形容滿洲的“白山黑水”誤解為“長白山在黑龍江區(qū)域內(nèi)”（Changbaishan in the region of Amur），她也不去看看地圖，長白山離黑龍江遠得很呢！她又將動詞“傳世”誤讀為名詞“傳記”，將“先后”的“先”誤讀為“先祖”。她的誤讀多少是由于受到先入為主的偏見的誤導(dǎo)，她刻意想要建立渤海—女真—滿族的譜系。她更誤讀乾隆的詔書為“朝廷完成所有的工作，并承擔合法帝國的所有象征”（the dynasty has accomplished all the tasks and assumed all the symbols of alegitimate empire）。乾隆的原意是：朝廷以北京為首都，完成中國的統(tǒng)一，比之前任何的朝代更合法地統(tǒng)治中國。她幾乎是要把自己的話塞進乾隆的嘴里，乾隆明說清朝是中國朝代的合法繼承者，而她根本不承認清朝是中國的朝代。文字誤讀、誤解，勢必有損論證的精確，誤讀如何能得正解！

偏見產(chǎn)生錯誤，柯嬌燕毫不猶疑地說努爾哈赤與明朝皇帝是兩個獨立國家的首腦，事實上努爾哈赤的建州原是明朝的附屬，雖然清廷在《太祖實錄》中刻意刪除覺得屈辱的言辭，但入關(guān)前的原文具在，史家豈能不看最原始的史料？柯嬌燕為了證實努爾哈赤已經(jīng)建立獨立的主權(quán)國家，不惜取用后出的不實材料，有損歷史學(xué)家的真誠。她誤讀乾隆的《滿洲源流考》，居然得出滿洲與西域不是中國的一部分的結(jié)論。無可辯駁的事實是乾隆從未自認為他只繼承遼金的中亞實體，反而很明確認為自己是上繼宋元明的“中華之主”。乾隆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的序言中，明言自“隆古以至本朝四千五百五十九年事實編為一部”。乾隆以中國歷史為己任，自稱“春秋者，天子之事”，推崇中華正統(tǒng)的《通鑒綱目》。乾隆曾重修遼、金、元史，但并沒有視之為征服朝代或外來政權(quán)。重修后的遼金元三朝歷史，仍在二十四正史之列，也就是說由少數(shù)民族所建立的政權(quán)也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新清史論者非要說清朝不是中國的朝代，又從何說起呢？

柯嬌燕所謂的“雁行皇權(quán)”（simultaneous emperorship），是說清帝對不同族群扮演不同的角色，對漢人是天子，對滿人是族長，對蒙人是Qayan，這是“新清史”的一個主要論點，但這種論點無端將清帝都說成是“人格分裂”，事實上清帝就是中國大一統(tǒng)的皇帝，是中國的合法統(tǒng)治者?；侍珮O于入關(guān)之前的1636年按照中國傳統(tǒng)稱帝，并在此前的1629年將皇帝譯成滿文“hūwangdi”，而且追尊努爾哈赤為太祖皇帝。入關(guān)之后的順治時期，皇帝已是唯一的稱號，順治皇帝已經(jīng)是相當漢化的君主。北京大學(xué)辛德勇教授藏有順治頒發(fā)的《御制資政要覽》，順治在序言中明言要當中國的帝王而非八旗共主，明確宣稱“朕惟帝王為政，賢哲修身莫不本于德”。該書內(nèi)容充滿講究德行的儒家價值，如謂“每篇貫以大義，聯(lián)以文詞，于忠臣孝子，賢人廉吏略舉事跡”。順治認真將此書分發(fā)給不同層級的官員閱讀?？滴醺苑Q是中國皇帝，1689年與沙俄訂立的《尼布楚條約》，清帝簽署的是中國大圣皇帝，俄國也視康熙為中國的皇帝?？滴醯乃膫€遺詔也自稱是中國大皇帝，統(tǒng)御所有在境內(nèi)的中國人，誠如甘德星指出的，遺詔是權(quán)力傳承的主要文獻，最可佐證。

柯嬌燕將清朝官員所說“我們中國”理解為“中國臣屬于我們”，不知是誤讀，還是故意扭曲？如果正確閱讀當時的記載，便可知道，滿族官員在17世紀都已普遍認為自己是中國的臣仆。不僅滿官，蒙古也以清朝為中國，自稱是中國的一部分，可見諸1727年的蒙俄邊界條約以及1849年的蒙俄字典之中?？滴跻矊⑶宄糜谥袊盗兄畠?nèi)，雍正以下諸帝亦復(fù)如此，他們都關(guān)切族群的融合，加強皇權(quán)，以中國的大皇帝為榮，怎么會想當八旗的共主，或各民族的大汗？新清史論者非要將清朝與中國分隔，如何能夠得逞？所謂“雁行皇權(quán)”根本是子虛烏有的東西。沒有“雁行皇權(quán)”，卻有“雁行語言”，清朝到乾隆時穩(wěn)定了中亞，呈現(xiàn)包容多民族、多語言的狀態(tài)，但表達的是同樣的訊息與價值，況且漢語仍然是最主要的語言，例如錢幣上的漢字“乾隆通寶”印在正面，其他文字印在反面。清廷自稱中國，也要求蒙古、新疆、西藏承認朝廷代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