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迫使蔣介石抗戰(zhàn)，這是事變的歷史意義，但陶涵的結(jié)論是：此一事變“沒有改變歷史，蔣之決策才改變了歷史”（the kidnapping itself did not change history; it was Chiang’s decisions that shapedevents），居然還說，蔣回南京后另有一次機會發(fā)動全面軍事進攻，以解決共產(chǎn)黨問題，但是他不屑做，簡直是不著邊際的胡思亂想。至于說若無“西安事變”，毛澤東或?qū)⑻油龅酵饷苫蛱K俄，以及張學良自認犯了大錯才送蔣回京云云，都是重復國民黨正統(tǒng)觀的無稽老調(diào)而已。

國共合作抗日，乃大敵當前不得不爾，蔣介石雖不能也不敢公然決裂，然其“溶共”與“滅共”之心，未嘗稍歇。震驚一時的“皖南事變”，目的就是要將長江以南的共產(chǎn)黨軍隊清除，然而陶涵取一面之詞，認為事件之起因，很可能是共產(chǎn)黨軍隊襲擊國民黨軍隊而又不聽命之故，又憑空說毛澤東與周恩來意見不同，毛澤東故意挑起此一事件，說各方對新四軍之同情，使中共大獲宣傳效果，這就是毛澤東所要達到的挑釁目的云云，真是倒果為因。陶涵該去翻翻蔣于同年一月三十日的日記，他得意地寫道：“解決新四軍案，撤銷其番號，此為國民革命過程中之大事，其性質(zhì)或甚于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中山艦事件也。”“皖南事變”其實使蔣得不償失，反使共產(chǎn)黨軍隊在大江南北更加壯大，與“中山艦事件”的后果大不一樣。

關于抗戰(zhàn)期間的中美關系，在陶涵的筆下幾乎就是蔣介石與史迪威（Joseph Stilwell，1883—1946）的斗爭史，而且他比較同情蔣，呈現(xiàn)褒蔣貶史的異趣，與梁敬錞的觀點略同。這種做法不免又模糊了重要的歷史事實，史家若從大處著眼，便知從珍珠港到中途島，美國的策略是聯(lián)合各方全力打敗日本；中國已苦撐四年，敵人就是日本，中美共同打擊日本的目標與利益顯然相同。但美國參戰(zhàn)后，蔣認為日寇已不足懼，共產(chǎn)黨才是心腹之患，于是處處試圖圍堵，不免與美國欲聯(lián)合包括共產(chǎn)黨在內(nèi)所有力量打敗日本的策略背道而馳。當美國決定要武裝共軍抗日時，蔣再也不能忍辱負重，不惜與史決裂。蔣史交惡若從大處著眼，實際上是美蔣在策略上的矛盾。約自1943年起美國勝券在握，籌劃戰(zhàn)后世界秩序，羅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期盼統(tǒng)一強大而親美的中國，然積弱之中國幾臨崩潰的邊緣，戰(zhàn)績不佳，復有國共間的摩擦，令美國沮喪。美國希望中國于戰(zhàn)后建立民主的聯(lián)合政府，但是蔣要中共先交出政權與軍隊，無異招降納叛，中共當然不能接受。即使馬歇爾（George Catlett Marshall，1880—1959）出面居中調(diào)解，國共仍然和談不成。蔣深知美國民意不會放棄他，和談破裂后美國果然只有繼續(xù)支持蔣介石政府。陶涵刻意偏袒蔣，認為蔣是一清廉愛國的中央政府領導人，謀求中國之統(tǒng)一與民主，而共方拒絕參與其政府，在蘇聯(lián)支持下公然叛亂。如此說法，與蔣政權的官方言論，如出一轍，史筆何在？

蔣介石夫婦與史迪威

蔣介石專制獨裁，又有極大的軍事優(yōu)勢，竟于數(shù)年之內(nèi)失去整個中國大陸，無異是失去中國大陸的主角。陶涵卻替蔣諉過，仍然贊美蔣是一個了不起的人物，“在失敗與失望的陰暗氣氛里，仍然是一冷靜的儒者”。蔣介石丟掉大陸應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jié)，然此敗軍主帥在臺灣島內(nèi)發(fā)號施令長達25年之久。陶涵寫孤島上的蔣介石近200頁之多，幾近全書1/3的篇幅，就其生命歷程而言差可相當，然就重要性而言，有失比例原則。蔣介石逃難到臺灣之后，積極想要復職，陶涵雖然指出，蔣自稱若不復職不僅臺灣而且整個民族將毀于一旦是“自戀式的幻想”（narcissistic fantasies），但立刻補充說，此后蔣無論在公眾或幕僚之間都不再重復此類幻想，殊不知蔣后來對大陸同胞廣播時仍然自戀地自稱“民族救星”！更有甚者，陶涵輕描淡寫蔣之復職過程，掩蓋了歷史真相。當年蔣辭職下野，根本是人下野，權力不下野，一直在幕后操縱，及撤退到臺灣，復職更是迫在眉睫，李宗仁稱之為“復辟”，不能將國家名器私相授受，堅持有違憲之咎。然蔣于1950年3月1日不顧違不違憲，公然在臺復職。

陶涵之書比較可取之處，僅僅是透露了不少美國方面的秘辛，他指出艾森豪威爾（Dwight David Eisenhower，1890—1969）在競選美國總統(tǒng)時，喊出廢除雅爾塔密約、擊退鐵幕、結(jié)束朝鮮戰(zhàn)爭以及“縱容蔣去對付紅色中國”（unleash the Generalissimo against Red China）等反共口號。所以艾森豪威爾當選后，蔣立刻向來訪的美國海軍部長提出反攻大陸計劃，但是美國人檢視之后，覺得“完全不切實際”（totally impractical），當美國副總統(tǒng)尼克松（Richard Nixon，1913—1994）于1953年訪問臺灣時，更向蔣直言反攻大陸毫無成功的機會，陶涵說這是艾森豪威爾政府最直截了當?shù)木芙^。由此可見，艾森豪威爾于當選前要“縱容”蔣，當選后又要“拴住”（chain him up again）蔣，蔣對美國新政府的熱望并未能持久。但陶涵卻認為蔣并不因此感到煩惱，只要美國人不公開揭穿他的騙局就好。不過，蔣畢竟獲得所謂《中美協(xié)防條約》與大量美援的補償。

陶涵透露，由于美蔣的軍事同盟關系，到1957年為止，約有一萬名美國人住在臺灣，包括情報員、軍人、官員與家屬，幾年以后又增加了一倍之多。陶涵也指出：美國協(xié)防臺灣有條約依據(jù)，但是并無防衛(wèi)外島金馬的承諾，但蔣介石不肯從外島撤退，且在東南沿海挑釁，以激化北京與華盛頓之間的矛盾，希望導致戰(zhàn)爭。當金門炮戰(zhàn)于1958年開打后，是年5月宋美齡訪美，在全國性的“會見媒體”（Meet the Press）節(jié)目中公開說：“大陸同胞正在問，臺灣為什么還沒用原子彈來對付中共政權”（people on the mainland were asking why Taiwan did not use nuclear weapons against the Communist regime），這種要大陸同胞與中共偕亡的惡毒言論，陶涵卻全無評論，反而要為蔣緩頰說蔣氏不可能挑起原子戰(zhàn)。

其實陶涵自己提到，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鷹派國務卿杜勒斯（John F. Dulles，1888—1959）曾出其不意地直接問蔣，是否要美國使用原子武器來對付中共，蔣想了一會兒建議說，可用技術性原子武器。杜勒斯接著說，即使像投在日本的原爆威力，固然能摧毀共軍所有的大炮，但原子輻射可殺傷包括金門人在內(nèi)的二千萬中國人，更何況若蘇聯(lián)卷入戰(zhàn)爭，臺灣也可能被原子彈炸光光。蔣不直接回答杜勒斯的問題，只說如果原子彈會引發(fā)世界大戰(zhàn)，他并不贊成用?？上蘸茨芾斫獾?，杜勒斯顯然要蔣撤守金馬，以避免可怕的原子戰(zhàn)爭，故用言語來試蔣，蔣之反應情見乎辭。

陶既然未能深入分析，自然無法理解蔣氏想趁第三次世界大戰(zhàn)來收復大陸的隱衷。陶涵提到：蔣經(jīng)國亦曾奉父命赴美，建議與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政府共同摧毀中共飛彈與原子設施，所謂“將那嬰兒絞死在搖籃里”（strangling the baby in the cradle），后因美國覺得中共擁有核彈的戰(zhàn)略意義不大而婉拒。宋美齡于1965年8月又到美國，要求魯斯克（David Dean Rusk，1909—1994）國務卿提供摧毀中共核設施之能力，但并未成功。此時蔣自己正在積極制造原子彈，后來秘密為美國偵知而遭廢止。由此可見蔣對原子彈是殷切期望的，直到中共試爆氫彈成功，他的核子夢才終于醒過來。陶涵明白艾森豪威爾只是做核子恫嚇，不可能真的動用原子武器，原子彈確實是紙老虎。陶涵透露，美國人到最后才理解，蔣之所謂“反攻大陸”只是一種表演、一種語言、一種心理與政治，以及內(nèi)部士氣之所需，并非真的要跨海作戰(zhàn)。但他一筆帶過，不予解析，毫無深度。

陶涵書中有些道聽途說、未經(jīng)證實的話，令人感到它根本不是一本嚴肅的傳記，如書中一再說周恩來是蔣介石的朋友，并說周逃過CIA策劃的炸機之難后，蔣在日記里說飛機上所有的共產(chǎn)黨都死了，遺憾周不在飛機上，但仍認為蔣很可能善意傳話給周，說他自己并未參與此案，所以周也不責怪蔣云云，簡直在寫小說。陶涵更無端猜測說蔣在大陸如有在臺灣那樣的政治控制，同樣也能在那里實施土地改革。陶涵又說蔣介石為顧忌美國的批評，只輕判了雷震十年；十年大牢，何來輕判？這正說明陶涵為美化蔣介石，以至于暴露了許多缺乏常識的論斷。

陶涵欲為蔣氏別立不切實際的歷史地位，諸如機敏的戰(zhàn)略家、精明的軍事領袖、成功的外交操弄者、現(xiàn)代新儒家、不欺騙的誠實人，以及愛妻子的丈夫等等，莫不令人質(zhì)疑。由書名可知，作者有意視蔣為啟動中國模式民主現(xiàn)代化之進程者，然而通讀全書，蔣氏平生所作所為，殊少與民主進程有關，難免令讀者有言多不實之感。作者陶涵認識蔣之不足，實與其對中國現(xiàn)代史事所知有限有關，諸多之事實謬誤更證明其尚未能掌握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基礎知識。遺憾的是，像這樣一部顛倒黑白的蔣傳，不僅很快譯成中文出版，而且我的老友、中國著名的蔣介石專家楊天石，不僅為陶涵之書作序，而且譽之為“頗具功力的蔣介石傳記”。楊兄不是重視史料與事實嗎？要找真相嗎？“謹嚴遵守學術規(guī)范”嗎？陶書里的蔣介石難道是真實的蔣介石嗎？楊兄還大言不慚說，陶著“大大超過了前此的任何一本同類著作”，在楊兄心目中，中國出版的那么多蔣傳居然均大大不如此書？研究蔣介石的話語權難道要交給錯誤百出的美國人陶涵嗎？其實陶涵連專業(yè)的歷史學者都不是，中文也讀不太懂，而我們的專家學者卻如此盲從，能無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