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全球民主的新意識形態(tài)。這使得新保守主義同時劃清了和保守派內部的傳統(tǒng)主義和白人種族主義以及新左派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區(qū)別。

在新保守主義者們看來，美國經濟已經實現(xiàn)和全球經濟的高度融合，由此衍生出的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文明已經不可能讓美國回到詩歌田園的昨日33，越戰(zhàn)引發(fā)的新孤立主義沖動僅僅是一股臨時性的反應，它不可能改變美國長時段的擴張軌道。為了適應這種時代精神，美國需要一種國家認同，它既是民族的，又是普世的，是一種普遍化的民族主義34。根據(jù)這種理解，美國是一個由自然理性奠定的共和國，因此一個人不論其種族、宗教、血緣，只要能夠認同美國《獨立宣言》所傳達的理念，就是美國認同的一部分。

與此同時，作為一個信經國家（Creedal Nation），將這種認同向全球推廣就成為美國在世界歷史中的使命35。它的普遍性，使其區(qū)別于傳統(tǒng)主義對宗教、傳統(tǒng)和等級的強調，以及白人種族主義對同質性的民族主義的依賴，而它的民族性，又使其不同于新左派的多元文化主義暗含的否定和解構特征。

這種對于國家利益的超地緣認知，發(fā)展出一種圣戰(zhàn)式的世俗彌賽亞情懷，美國成為全球自由民主的燈塔，美國的使命也不僅僅是保證自己的邊界安全，而是時時刻刻“感到有義務保衛(wèi)一個正受到不民主的力量，不管是外部還是內部的，攻擊的民主國家?！?6在冷戰(zhàn)背景下，這意味著對蘇聯(lián)的任何寬容都是對西方政治價值的腐蝕，無意或無能譴責針對政治自由的犯罪就是對蘇聯(lián)的政治投降37。 而新保守主義的道德選擇，就是出于反共的需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朋友，甚至不惜為此支持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者38。

美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化變動，還為保守派贏得了宗教右派這個忠實盟友。美國大眾媒體的現(xiàn)代化、娛樂化和世俗化讓宗教界感到迷惘和無所適從，60年代的反文化運動帶來的墮胎、色情、毒品、犯罪等一系列社會議題，讓教眾們對美國的道德衰落感到憤怒，而禁止在學校禱告更是讓他們擔心道德和宗教教育在公共教育中會缺失。正是這一系列事件，激發(fā)了原本只過問自己靈魂的信徒們開始通過自發(fā)的草根運動表達不滿。

盡管宗教右派分享著和20世紀40年代傳統(tǒng)主義共同的關切，但應對的是不同的社會情境，喬治?納什（George Nash）指出，前者是學界對世俗化的大眾社會的反動，而后者是大眾對世俗價值觀及其表達這種觀念的國家精英的反動，保守派的知識運動關注的是國家政治和政策，而新右派關注的則是普通人來自日常生活經歷的創(chuàng)傷39。盡管這種大眾運動沒有貢獻思想，但它為共和黨的競選運動貢獻了大批忠實選民。由于宗教右派較強的民粹性，有學者將其視為1974年由于福特總統(tǒng)的溫和共和主義路線所引發(fā)的共和黨民粹派造反的一部分，并稱其為“新右派”運動40。

正是60年代的危機，帶來一個廣泛的保守主義共識，而本來是一場精英運動，也演變?yōu)橐粓龇淳⒌拿翊膺\動，保守派從一個“遺民”的運動，變成“沉默的大多數(shù)”的民主運動。這場大規(guī)模的民主運動，這些保守派運動中的不同派系，最終通過羅納德?里根實現(xiàn)體制化。里根的“供給經濟學”改革解決了卡特時期高通脹和高失業(yè)的難題，一度促進了經濟繁榮，而其保守的社會政策也贏得了基督教右派的歡心，對蘇聯(lián)“邪惡帝國”的控訴則安撫了新保守主義，從而不僅開啟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里根革命，而且將冷戰(zhàn)運動推向高潮41。

三、新舊保守主義的帝國與民族國家之爭

但好景不長，蘇聯(lián)在1991年解體，這個對保守派而言最應該慶賀的時刻，卻同時成為美國戰(zhàn)后保守主義的喪鐘，這本來靠“邪惡帝國”整合在一起的脆弱聯(lián)盟，在失去共同的敵人之后即刻土崩瓦解。圍繞著后冷戰(zhàn)時代美國應該扮演何種國際角色，美國保守主義陣營出現(xiàn)了分化，很多新保守主義者回歸民主黨中間派，而對于蘇聯(lián)解體后美國遭遇危險的過高估計，導致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鼓吹以“仁慈的霸權”為核心的“新里根主義”42，它通過和之后“布什主義”的捆綁，成功攫取了新保守主義的話語權，從而使得“任何想重新闡述新保守主義主張的努力都將是徒勞”。43在這種局面下，美國保守主義陣營開始重新分化重組，一群反對新保守主義立場的保守主義者開始以舊保守主義（paleoconservative）的名義開展公共論爭。

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舊保守主義者主要是由美國東北部的自由放任主義者（反福利國家和戰(zhàn)爭）、南部的傳統(tǒng)主義者和戰(zhàn)前的中西部孤立主義者44組成，他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結合了強調地方性的種族理論、反精英主義的民粹特質和反現(xiàn)代物質主義的美國南方傳統(tǒng)主義的部分要素。

它起初是為了回應保守派內部的自由和社會民主化的新保守主義者，他們批評這些從自由派和民主黨陣營轉變的闖入者在本質上仍然是世俗主義、國際主義、福利國家的信奉者，因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他們自稱為民族主義者，懷疑全球民主和后冷戰(zhàn)時代的海外擴張，恐懼第三世界移民對歐洲文化的影響，公開批評全球自由貿易、多元文化主義對美國例外論的破壞，試圖將保守主義重新放回到1945年前美國右翼的傳統(tǒng)之中。

由于《國家評論》在里根時期已經基本接受新保守主義的路線，這些人聚集在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塞繆爾?弗朗西斯（Samuel Francis）等人周圍，通過組建《美國保守主義》（The American Conservative）等雜志闡述自己的主張，并在里根執(zhí)政后期發(fā)展為一支不可小覷的社會勢力。

新舊保守主義幾乎在任何方面都無法達成共識45，但二者根本的分歧在于舊保守主義批評新保守主義和美國保守主義傳統(tǒng)沒有半點關系，而是半路出家的自由派46。他們所保守的不是美國的政治和文明傳統(tǒng)，而恰恰是新政以來的自由主義遺產，而之所以披著保守主義的外衣，一方面是為了在根本上改造不合時宜的舊右派，將保守主義的議程拉入中間派；另一方面就是為自由派的管理精英提供新的意識形態(tài)包裝和辯護47。因此，新保守主義更恰當?shù)姆Q號是“舊自由主義”（paleoliberalism），它以自由民主的名義塑造了一個中間派的意識形態(tài)，從而同時排斥極左和極右兩方面的勢力48。

在舊保守主義者們看來，靠著這種包裝，新保守主義綁架了共和黨和保守主義運動，使得整整一代的保守主義者都接受了福利國家，而這對美國保守主義運動而言是災難性的，它終究會像被植入到美國保守主義內部的特洛伊木馬一樣，從根本上毀掉右派49，因此在冷戰(zhàn)退潮的背景下，需要迅速清除這些民主黨內的變節(jié)者50。

新舊保守主義之爭的本質在于后冷戰(zhàn)時代的美國，到底應是一個普遍主義的世界帝國，還是一個特殊主義的民族國家，到底是一個靠專家和官僚控制的集權政府，還是守土自治的共和體制。這種不同具體表現(xiàn)為舊保守主義對新保守主義的管理主義加國際主義的政策和意識形態(tài)組合的批判。

借用伯恩漢姆的管理主義理論，舊保守主義者們指出，戰(zhàn)后美國實際已經變成一個管理主義國家51，傳統(tǒng)的企業(yè)家資本主義（entrepreneurial capitalism）變?yōu)楣芾碇髁x資本主義，由此導致所有者和使用者分離，政治權力和政治主體分離，商業(yè)活動從競爭性市場的獲利公司轉向由國家規(guī)制的集團公司，政治權力從國會這種資產階級的機構轉為管理新經濟的行政官僚。一個不需要在社會契約意義上向公民負責的管理精英，通過不斷提供公共服務來獲得正當性，而作為政治主體的人民則被化約為一個不具備政治性，既不能識別也不能抵抗這種剝削的大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