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林耀華的描述，劃分或者合并諸多“支系”的原則，是以比較語言學為基準的，而這一點也與官方的語言政治思維若合符節(jié)。官方傾向，面對在分類、歸屬上有疑義的群體，語言分類未必是最終的確認方法，但至少是最有效的途徑。

1930 - 40 年代的民族學界已經(jīng)體認到以語言做為分類基礎的可靠性沒有想象中來得高，因而并不完全希望依照語言的分類進行族群分類，但除了于語言之外，民族學家似乎沒有太多選擇。

在語言因素之外，阻礙“歸并”最棘手的因素在于，被民族學家視為最具“典型”彝文化特征的涼山“諾蘇”人，在現(xiàn)實中不斷將周邊“他谷”、“六得”等其他“支系”的青年男女掠為奴隸，因而遭到這些群體的畏懼和痛恨?？紤]到這個隱含風險的變量，在為上述 40 多個“支系”建構共同身分的過程中，工作組必須顧及其他“支系”對加入以“諾蘇”為核心的“彝族”的排斥，特意設計了一套復雜的間接連結機制，大致而言是建立一套語言比較網(wǎng)絡或鏈條，比較被串連起來的某“支系”語言與鏈條上相鄰的“支系”語言間的相似度，或若干“支系”語言與某一中心“支系”語言的相似度，避免各“支系”直接連結到”諾蘇”，從而間接達成將各“支系”連結到“彝族”之中的目標。結果，在滇、川、黔、桂四省，自稱阿烏、阿哲、撒尼、迷撒撥、臘羅撥、山蘇、蒙化、咪哩、里蘇頗等等 40 余個群體被視作“彝族的支系”而歸入“彝族”。

盡管林耀華自己也覺得語言分類法本身存在爭議，尤其是在“彝族”這樣的例子中，不僅各“支系”方言差異頗巨、分布地區(qū)分散、經(jīng)濟生活歧異，而且多數(shù)“支系”并不接受“彝族”的身分，林還是爭辯說，假若不依語言的標準將這些“支系”識別為同一個“民族”，則對該“民族”的發(fā)展不利。

依據(jù)同樣的方法，分類工作者判定分布于廣西、云南，分別自稱布土、布依、布儂、布僮、布傣、布沙等，或被漢人稱為“依人”，“土佬”、“沙人”、“天?！薄ⅰ昂谝隆?、“隆安”等等的 20多個群體，都是“僮族內(nèi)部不同支系”。據(jù)以判定的理由，是云南文山、麻栗坡、開遠、富寧等縣的上述群體語言與廣西龍州“僮語”的差異在語言學上僅僅是“方言上的差別”。 但語言學家所認定的“僮語”，其內(nèi)部南北方言的差異，其實大于“僮語北部方言”與“布依語”的差異。

1950 年代以“歸并”為前提，依據(jù)一定的同源詞和歷史語音對應關系所界定的“彝語”、”苗語”等“語言”內(nèi)部各個區(qū)域變體，既沒有共同書面語，也沒有中心方言，相互溝通的程度極低，更存在互不認同的情形。依照當代語言學界定“方言”和“語言”的差異的標準，這些被認定為“方言”的區(qū)域變體應當被視為不同語言。在此，首先認定這些語言群體屬于特定“民族”的身分，繼而利用該身分將其下各群體的語言直接定義為該“民族”語言的“方言”，不免又有“循環(huán)論證”之嫌。

“彝語”和“僮語”并非孤例。再以“阿昌語”為例，語言學家認為，以學術標準衡量，云南隴川、梁河、潞西、盈江等地“阿昌人”的語言在語法結構上高度相似，在詞匯上相互有 46％左右相同，有充足的理由被視為“阿昌語”的方言。但在生活中，這些“方言”的口語之間很難做功能性的溝通。

與此類似，云南福貢“怒”人與貢山“怒”人的語言，有大致相同的語法，但詞匯差異甚大，兩者間也無法以口語直接溝通，只能借用雙方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傈僳語作為媒介，但仍被調(diào)查組視為同一語言。

事實上，人數(shù)近 30 萬的“里蘇頗”人不僅與“傈僳”的自稱相同，語言相通，自我認定也是“傈僳”，找不到不能歸入“傈僳族”的理由。

在今廣西金秀傜族自治縣，被識別為“傜族支系”的茶山傜、花籃傜、坳傜、山子傜、盤傜，事實上分別使用不同的語言。茶山傜語接近侗語，花籃傜語接近苗語，坳傜等支系則使用苗傜語族傜語支的語言。就分布在湘、粵、桂、黔、滇，以及越南、寮國、泰國等地，整個被識別為”傜族”的群體而言，也不存在統(tǒng)一的自我意識和語言。官方認為，他們雖然使用不同語言，但卻具有共同的心理素質，都承認自己是傜族，那么就應當被識別為傜族。

被識別為“景頗族”的云南“山頭人”使用兩種語言：景頗語和載瓦語。前者在語言學上屬于藏緬語族景頗語支，后者屬藏緬語族緬語支；景頗語和載瓦語有相當數(shù)量最基本、最常用的詞匯的來源竟然不同；而載瓦語與阿昌語的共同特征要遠多于與景頗語。載瓦語與阿昌語的共同特征顯示，兩個群體在歷史上曾有密切關系，即使是以“歷史淵源”因素為主要考慮，載瓦人仍然不見得有充足的理由歸入“景頗族”。結果，“識別組”依據(jù)景頗語和載瓦語在表層的一些語言成分上出現(xiàn)相互影響的現(xiàn)象，推斷“載瓦支系和景頗支系逐漸形成為同一民族”。

即使經(jīng)過“支系化”和“方言化”的合并過程，大陸語言學界仍然承認，今日的 55 個“少數(shù)民族”，語言總數(shù)還是超過 100 個，其中使用兩種以上語言的“民族”有 24 個。

在以語言分類法大量“歸并”之外，民族學家有時又拋開語言，展開分割、重組。加入“歷史淵源”因素時，使用相同語言的族群可能被分別歸類為不同“民族”；而使用兩種或兩種以上語言的族群也可能被歸入同一個“民族”。

被識別為“回族”的漢語穆斯林以及滿、畬、僮、土家等群體，在日常生活中大致通用漢語；布依（仲家）、白（民家）和苗等群體中也有極高比例的人，以漢語（各地方言）為第一語言；被識別為“錫伯族”的新疆清朝戍卒后裔，卻普遍使用滿語。

在“畬”的例子中，被識別為“畬族”的群體內(nèi)部，99%以上使用漢語客家方言，僅有居住在廣東潮汕地區(qū)若干縣份中的 1,000 余人，使用苗傜語族苗語支的語言；但各地的“畬族”又與傜、苗等族共享盤瓠的始祖?zhèn)髡f。在湖南桃源，有 4,000 余名使用漢語文的穆斯林居民，被依照“歷史淵源”原則，以族譜為依據(jù)，識別為“維吾爾族”；在云南通海，有 4,000 余名使用彝語的居民，以族譜為依據(jù)，被識別為“蒙古族”；中共官方對“回族”的定義是使用漢語的穆斯林，但在海南島崖縣，卻有一個為數(shù) 4,000 余人，被識別為“回族”的穆斯林群體使用接近馬來語的“回輝話”。

在現(xiàn)實中，無論從被認定為某“民族支系”的群體自身的感受，還是學術研究的觀察，都無法確認特定“支系”與此“民族”或彼“民族”的明確界線，分類者在處理具體案例時，有意保持巨大的彈性。在處理構成“民族”的要件，界定“民族”、“支系”，或分割、歸并之際，往往依具體地方政治需求，依不同對象而有較大幅度的調(diào)整空間。在以上幾組充滿矛盾的案例中，調(diào)查組為了讓分類結果符合預設結論，幾度做了論證邏輯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