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論述邏輯就此成形，并一直延續(xù)到今日。其內容可以歸納為：中國是一個擁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國家；中華民族是中國國界范圍內整體的“國家民族”；中華民族內部擁有眾多、平等的“國內民族”。針對蔣介石將漢人和非漢族群視為“中華民族”內“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或將（后來被中國共產黨定義為“回族”的）漢語穆斯林定義為“內地生活習慣特殊之國民”，毛指責其“否認中國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漢族以外的各少數民族稱之為‘宗族’”。

毛澤東對蔣介石民族論述的詬病，也不是全然無的放矢。在國民黨統治大陸的 22 年當中，官方未能制訂系統的族群分類計劃，而民族學、人類學家研究中的學術面向，終究未能在現實中與官方的民族論述和族群政策發(fā)生有影響力的交集。倒是中國共產黨以及像盛世才這樣獨立于國民黨以外的地方政治勢力，基于其統治非漢人族群居多數的邊疆地區(qū)的政治需求，嘗試在新式的民族分類方法和動員民族資源間建立連結。盛世才的師法對象，是蘇維埃俄國。

▍蘇聯人群分類政策的影響

1. 蘇聯的民族識別

布爾什維克建立政權后的族群政策，首要目標是應對前帝國邊疆地區(qū)各族群的挑戰(zhàn)。這一政治－社會工程的首要步驟，就是發(fā)明“narod”（同樣被中譯為”民族”）。沙皇政府在 1897 年進行的第一次人口統計，顯示帝國境內有 146 種語言和方言，帝國以語言和宗教劃分族群；1926年蘇聯的第一次人口統計，公民所申報的“narod”身分則達到 190 余種，其根據不僅涉及語言和宗教，還涉及到地域和氏族關系等。

官方學界在針對這一身分清單展開一番民族志加工和政治操作之后宣稱，這 190 余種自我認定的身分，有些只是較大的“族類共同體”的地方分支；有些則屬于“次級族類共同體”；另有一些自我認定的語言其實是方言。于是，官方學界為蘇聯所有族群重新命名、分類，并劃定了層級，再依斯大林對蘇聯族群狀況的主觀推估，于 1939 年的人口統計中，將蘇聯“族類共同體”的數量減到 99 個。

不過，要求得到”自己的國家”的族群遠超乎布爾什維克最初的想象，蘇聯當局遂將“社會主義聯邦制”設計成為一種俄羅斯套娃（matruska）式的族類共同體單位分層制。為了使這種政治策劃合法化，蘇聯又發(fā)明了依照馬克思主義社會發(fā)展史理論和斯大林版本民族定義將族群劃分為不同類型及層次的一整套理論。

蘇聯的族群分類學實踐，是以“族類共同體”的“社會發(fā)展階段”與人口規(guī)模的差異作為主要依據。官方將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時代的“族類共同體”視為“民族”（naciia）。其中到 1917年為止已到達資本主義階段的族類共同體，當然已是“民族”；人口不足 10 萬，處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等“落后階段”的族群視為“部族”（narodnost）；處于“原始公社”階段的族群，則視為“部落”（plemia）、“氏族”（plemena）。

1917 年之后，人口較多的族類共同體，也可加入“民族”的行列，成為“社會主義民族”（socialistichskie nacii）；人口較少及處在“落后階段”的其他少數群體，則被歸類為“社會主義部族”（socialistichskie narodnost）、“少數民族”（nacioinalnye menbshistva）；蘇聯國內的移民群體被歸類為“民族集團”（nacionalnye gruppy）；有待識別的少數群體被暫定為“族群性集團”（etnicheskiy gruppy）等。依照這種社會型態(tài)學的分類標準，蘇聯共擁有 119 個 narod。其中包括49 個社會主義民族，40 個社會主義部族，30 個民族集團，以及數量不詳的若干族群性集團。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被設計成為一個民族國家的邦聯。它的結構是，最上層為各民族（naciia）的民族國家（“加盟共和國”）；在各民族國家內部，具有足夠人口或文化特征的少數群體也定義為民族（naciia），可以建立“自治共和國”；而部族、少數民族、民族集團和族群性集團等，被視為不具有建立加盟共和國或自治共和國條件，只能建立“自治州”和“自治地區(qū)”。

蘇聯的國家建構計劃展開后，立刻遭遇到一個核心的障礙，即不可能依照被歸類的各族群的分界線來劃定“民族國家”的邊界。因為各族群是混居的，而且會流動。民族志學者們?yōu)榱诉_成斯大林“讓各民族的邊界固定下來”的政治意愿，致力于依地域來劃定族稱。這樣，當局賦予各“社會主義民族”的名稱往往背離族群自身的意愿，甚至背離學界的共識。

不僅如此。在現實中，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并不是公認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而僅僅是名義上的民族國家，蘇聯本身才是一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具備現代民族國家重要特征的政治實體。諸多跡象顯示，蘇聯的民族識別以及隨之而來的國家與民族體系的建構實踐，與斯大林的民族理論相互沖突。與此類似，由師法蘇聯的盛世才在新疆從事的民族識別，與中共建國后的人群分類工程，也感染到同樣的病征。

2. 盛世才模仿蘇聯式民族識別的政治效應

1930 年代前期，奉行親蘇政策的新疆漢人軍政領袖盛世才，離棄了民國初年的“五族共和”論和國民黨的“中華民族宗族論”，挪用斯大林式的“民族平等”口號和以“分而治之”為目的的人群分類手段，“識別”出 14 種“民族”：維吾爾、塔蘭奇（伊犁河谷的維吾爾人）、哈薩克、柯爾克孜、烏孜別克、塔塔爾、塔吉克、滿、錫伯、索倫、回（即”東干”，漢語穆斯林）、漢、蒙古、歸化族（即俄羅斯）。

此一行動，代表官方首次用“維吾爾”這一概念指涉新疆南部使用突厥語系語言的非游牧人口。在此之前，中國政府習慣以某些維吾爾男性所戴的頭巾，稱之為“纏頭”或“纏回”，以此區(qū)別于“漢回”（漢語穆斯林）。由此，盛政權在新疆實行斯大林式的民族政策，并為每一個新的“民族”類別創(chuàng)造出特定的歷史文化淵源，基于此種類別劃分來分配政府職位，推動各突厥語文的識字運動，并推廣各種突厥語言文字的出版品。盛的分類方法和分類結果，基本上為接收新疆的中國共產黨所繼承，后者僅在細節(jié)上作了些微的調整。

正如在蘇聯一樣，分類化政策的目的，在于消除出現更大范圍“民族”認同的可能性，特別是在突厥語系穆斯林當中制造出“民族”間的競爭。因此，盡管新疆的多數人看來都接受了這種“民族身分”，某些維吾爾知識分子對此仍抱持異議。民族分類的手段，最終是為了達成整合性的政治目標。盛宣稱，“民族平等政策使 14 個民族了解到，新疆不僅屬于中國，而且也是屬于他們自己的，并不僅只有蘇俄才制定得了民族平等的政策來”。事實證明，從蘇聯學到的統治術，至少可以抵消反漢民族主義勢力的部分能量。